诗性不唯文学艺术所独有，也不应唯文学艺术所独有。伟大的科学理论，大多具有诗性。
诗，诗思与诗创造，都出于自由。王国维这样看诗人的自由：“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能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杨振宁将科学创造的自由与诗创造的自由相提并论：“清朝陈廷焯曾于《云韶集》中说写诗达极高境界时有‘独来独往之趣’，做研究也如此。”由此可说，科学创造的自由是一种诗性自由。对科学知识的诗化理解的极致，在于创造出新的知识。而创造新的知识，又在于诗性自由。诗性自由能使科学家无视最开始时理论的“缺陷”，就是“轻视外物”的自由。任何伟大的思想的最初出现，一定朦胧、灵动，科学家的伟大在于他们能够依靠直觉感受科学原理于千里之外，而终能“与花鸟共忧乐”。
爱因斯坦谈自己最伟大的发现时说：“我关于引力的一系列论文，是一连串的错误的步骤，不过，还是这些错误将我一步一步地引导到了目的地。”海森堡说：“真正让人震惊的能力，就是能模糊而不确定地，以直觉而不以逻辑的方式，觉察出控制宇宙的基本定律的本质性线索。”
自然界具有反粒子，这是一个终极真理。但是，如何给出一个机制来说明存在性呢？狄拉克不惜发明出一个明显具有瑕疵的概念：无限深负能级狄拉克海及其空穴。这个瑕疵表现在，如何填满无限深的海？然后在这个海中的有限度处还要激发出电子来？因此，可以想见这些概念后来很快就被量子场论中的反粒子概念所替代。但是“负电子的海洋”这样一个“虚无”的概念却是人类智力创造的巅峰之作，造化灵性的神来之笔，“照烛三才，晖丽万有……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1954年杨振宁创造规范场理论的时候，物理学界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困难或者迷惑等待一个革命性的理论去解决。而物理学史上，杨振宁之所以能列于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也是因为这个规范场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只觉得这个理论很美妙。到了60年代，才觉察到它的重要性，及至70年代始晓得它对物理学是极为重要的。”这个理论最初的形式，只能描述无质量的场。对任何物理学家而言，这都是一个巨大的缺陷。杨振宁说：“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对规范粒子的质量下结论，我们用量纲分析做了一些简单的论证，对于一个纯规范场，理论中没有一个量带有质量量纲。因此规范粒子必须是无质量的，但是我们拒绝了这种推理方式。”“非阿贝尔情形比电磁学错综复杂得多。……带电规范粒子不可能没有质量。”
科学创造的诗性自由，指引狄拉克、杨振宁等大家在已知理论的边缘处，跃身而起。尽管不知道所落何处，但是天空的浩渺，已经令心灵悸动。这也是物理学大发现的通则，举凡牛顿引入惯性系、爱因斯坦创造广义相对论、普朗克引入量子化假说、薛定谔写下薛定谔方程等，概莫能外。
实用性或功利性是科学理论的重要属性，但是，如果片面强调科学理论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目标而忽视其诗性自由，就如抽取锦缎经纬线中之经或纬线，科学理论将形存而神失。
只有理解了科学知识的诗性，才能实现从经验真实到理性真实的飞跃；只有理解了科学创造的诗性自由，才能实现从理性真实到诗化真实的飞跃，然后回到经验真实。所以，科学教育应该以诗性自由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摘编自刘全慧《科学创造的诗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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