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德国杜佩遗址公园由一个基金会管理和运营，售票、解说、展示等运营人员的组成主要依赖大量的公众志愿者。志愿者根据兴趣集合到一起，参与遗址运营的所有方面。
整个遗址的复原和展示无处不体现出实脸考古的影子。比如猪的饲养是由十几名兽医志愿者杂进行的，他们饲养了几个不同种系的猪，常年观察并记录它们的生活习性，在入口处有一个建好后未经维护的建筑，大约经历了30年时间便倒塌了，他们认为这刚好和遗址的使用废弃时间相当，至今这个房屋残骸没有清理，留在原处，继续着它实验考古的使命。遗址内的所有树木树种也是根据考古发掘成果进行复原种植，在原基址上与复原后的村落有机地形成一个景观整体。总之，这里从菜地的种植到房屋的构建细节，都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成果进行复原。整个遗址成为一个大的公众考古实验场所。
此遗址公园志愿者全程参与管理和展示，遗址公园成为联系遗址和周围公众的一个桥梁，遗址公园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当地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公众志愿者参与实验考古，活态展示遗址的各个方面，加深了公众对遗址本身的理解。
（摘编自《黄可佳考古遗址的活态展示与公众参与——以德国杜佩遗址公园的展示和运营为例》）
材料二：
日本吉野里历史公园在开发过程中重视遗址的衍生价值，它成功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注重公众的参与。遗址公园的建设早期有政府的投入，后来全部自负盈亏。志愿者通过陪同参观者为他们讲解来获得门票收入，并出售实验考古的各类物品以及种植的蔬菜水果，来维持复原和维护的开支。其次，强调对遗迹尽量在保持原貌的情况下进行修复、复原。对客观存在要真实呈现，不得不对建筑进行修复时，会在原来的遗址上面铺设一层用于保护遗址的土层，然后在这个土层上面搭建地基，再在地基上进行建筑复原。最后，功能分区动静结合。吉野里历史公园，在设立功能区的时候，各区域都有自己明确的主题，同时注重动静功能的分开，如对于原始居住区的保护，以建筑展示为主；森林区就属于游客的动态活动范围。
（摘编自闫小彤《历史文化遗址景观的保护与善用——以河北省中山国遗址为例》）
材料三：
国家文物局先后制定了《“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将100处重要的大遗址纳入了保护规划，并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种具有科研、教育、休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现阶段的考古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已经从过去文物部门和考古工作者孤军奋战的行业行为，提升到社会广泛理解和参与的文化公益事业，特别是考古遗址公园理念的提出，是在考古遗址保护理念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经济、社会实力具备一定基础后出现的考古遗址保护方式。
众多考古遗址涉及不同的保护对象、不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周边环境，需要采取不同的展示模式。通过多年的摸索，我国有些遗址的保护模式已走在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前列，初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考古遗址保护理论。
（摘编自《金沙与三星堆：在承袭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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