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和她的学生
疟疾，与艾滋病和癌症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三大死亡疾病之一。在青蒿素问世和推广前，全世界每年约有4亿人次感染疟疾，至少有100万人死于此病。感染和死亡者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很多病人死亡，只是因为他们用不起昂贵的传统抗疟药物。青蒿素的问世，成为当之无愧的“救命药”。在疟疾重灾区非洲，青蒿素已经拯救了上百万生命。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自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津巴布韦自2008年开始推广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本世纪初，津巴布韦疟疾患病率为15%，到2013年这一比率已下降至2.2%，青蒿素抗疟药物的普及和推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省，中国的复方蒿甲醚使疟疾患病人数减少了78%，死亡人数下降了88%；在西非的贝宁，当地民众都把中国医疗队给他们使用的这种疗效明显、价格便宜的中国药成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
中药研究所2001年申报中药学博士点成功后，她于2002年又招收了博士生王满元。王满元现任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药药剂学系主任，他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导师屠呦呦，是通过一个笔记本。这个32开深绿色的笔记本，记载着她年轻时对中药中各大类化学成分提取、分离的一些信息。2002年，王满元刚刚入学时，屠呦呦将这本笔记郑重赠与弟子，让他对植物化学有所了解，在当时的王满元看来，这本写满了中药化学属性的笔记“依旧不过时”。王满元说，透过泛黄的扉页，仿佛看到了一位严谨笃行的学术前辈每日伏案的瞬间。这本扉页上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笔记，成稿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屠呦呦刚刚接手中国抗疟疾药物研发的“523”项目，在科研资料不易得的情况下，很多中药信息只能从各地学校“革委会”的传阅材料中收集。每每获得，她就抄录其中，纤毫必录。
2002年，屠呦呦承接“中药标准及相关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专项中有关青蒿的子项目，当时，唯一的组员杨岚研究员将要去日本进修。因为缺人手，当时刚刚成为屠呦呦博士生的王满元，就被要求进组。彼时，72岁的屠呦呦每个月都会打车到实验室，指导王满元开展相关研究。“屠老师究竟算西医还是中医呢？”王满元记得，每次有人这么问她，屠呦呦都不作回答。作为她的弟子，王满元知道，中医西医之争，屠呦呦并不关心。“屠老师一辈子做科研的奔头儿就是利用科学技术探索中药更好的疗效，她对我的培养也是坚持这个信念。”在他攻读博士期间，屠呦呦还出资让他去北大医学部、协和医科大学学习中草药化学、波普解析等课程。“屠老师是一个特别执着、坚定、事业心特别重的人，心无旁骛。”
令王满元印象深刻的是，屠呦呦平时有做剪报的习惯，尤其关注健康卫生领域的重大事件和新闻，经常让王满元寻找相关资料补充知识。在非典期间，她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合作，研究青蒿素类药物对非典疫情可能的治疗效果。王满元说：“他们这一辈科学家，有着很强的国家荣誉感和集体归属感，也有着很坚定和朴素的科学信仰。她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做科研，在找到你关注的方向后，就要坚定地走完科研道路。”
2011年度，屠呦呦喜获拉斯克等国际大奖。相比青蒿素的抗疟能力，屠呦呦在得奖后，尤为关注的，还有这个奖对于中医药学的意义。在颁奖典礼上，屠呦呦表情平静地讲述完青蒿素的研发历程后，她才颇有些激动地说：“要呼吁进一步发掘传统中医药，继承发扬、继承提高、继承创新。中医药是伟大宝库，对世界人民健康的潜力还有待继续发掘。我们老祖宗替我们保留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我们找到了青蒿素，解决了全球迫切想解决的问题。类似的传统药还有很多。”
（摘自《屠呦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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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屠呦呦，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②为了让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尽快应用于临床试验，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领导不放心地问：“试药有风险，再说你刚得过病毒性肝炎。”屠呦呦当仁不让：“不，我是组长，这是我的宝贝，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当年，她的表态令很多人惊叹：这位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江南女子有着鲜为人知的女汉子的一面。（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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