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戏曲的独到之处，是它的虚拟性。西方戏剧基本上是不承认这一点的。他们的演出，是“现在进行式”，十分重视舞台上的真实感。他们的道具、布景等等，总是面面俱到，力求真实。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花钱多不说，也未必有效果。因为道具布景做得再像，也是假的，而且其真实性也总是有限的。中国的戏曲艺术家就高明得多。他们干脆公开承认是在演戏，一切都是假的，不过是“以歌舞演故事”，即中国戏曲的演出是“过去叙述式”的。咱们姑妄言之，你们也姑妄听之，对付着看好了。
尊重观众，是中国戏曲的一贯作风。比方说，《坐楼杀惜》中刘唐的自报家门就是。刘唐一上场，就对观众说：某，赤发鬼刘唐是也。这原本是不应该的事，因为宋代的刘唐不可能和我们说话。而且，既然是和隔了上千年的我们说话，就不该害怕当时官府的差人听见，然而当刘唐说到“奉了梁山”几个字时，却突然捂嘴，看看四周有没有人，然后才压低了声音接着说“奉了梁山晁大哥之命”等等。可见，中国戏曲虽有虚拟之事，却无欺人之心，能真实的，还是尽量真实。更何况，在中国艺术看来，一切都可虚拟，唯独心理和情感不可作伪。
正因为中国戏曲的艺术构成是虚拟的，因此它的舞台表演是写意的。中国艺术的造型观，不是力求形似的“具象造型观”，而是只求意似的“意象造型观”。“意象造型观”的要义，是“立象尽意，得意忘象”。象，不过是传情表意的手段，是可以不必斤斤计较甚至可有可无的东西。西方戏剧的“无实物动作”（面对假想物空着手进行的形体表演）虽然也有虚拟性，但仍要求“形似”；而中国戏曲的“虚拟程式”，却只要求“意似”。从喝酒、吃饭、睡觉、起床，到跋山、涉水、跑马、行舟，都只是“意思意思”，只要在“意思”上相似就可以了，和国画写意中的“意到笔不到”或“逸笔草草”差不多。既然所求不过意似，则“旦角上马如骑狗”，或者揩眼泪时袖子和眼睛隔着几寸远，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摘编自易中天《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
材料二：
相对于西方的写实戏剧，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即舞台演出形式，倾向于与生活原型拉开距离，以一种经过虚拟、象征或艺术夸张变形的程式来表现现实生活。
与西方戏剧比较，中国戏曲最大的特色在于表演的虚拟性。它运用演员的虚拟动作，调动观众的想象，形成特定的戏剧情境和舞台形象。如开门没有门，双手作开门状表示；骑马没有马，用一根马鞭表示；跑一个圆场，就表示越过了千山万水等等。虚拟表演可以形成一种虚拟的舞台时空。从根本上说，这种舞台时空不是实际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反映，它们是一种“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存在于创作者和欣赏者的想象之中。虚拟表演还可以为观众创造一种虚拟的动作对象。如人物上楼梯，只做出提衣抬腿上楼的动作，楼梯是没有的，但观众却能理解那是上楼梯而不是别的，因为演员通过表演已使楼梯存在于观众的心目中。
中国戏曲舞台还常采用一系列的象征性符号。一桌二椅是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一个常见的象征性符号。它可以指现实中的桌和椅，但更多时候则象征皇宫、官府、帅帐等其他地方。如桌上摆一官印则象征着舞台环境是官府；桌椅旁立一竿绣旗，则象征帅帐等等。戏曲中的脸谱、服饰也是一种象征性符号。脸谱艺术不是忠实地描绘和再现人的五官的本来面目，而是用大胆的想象和联想，加以改造和创新，将角色的形象虚化成了象征性的脸谱符号，象征人物不同的身份、地位、性格特征。服饰的颜色和样式也具有象征性：黄“蟒”象征皇帝，白“靠”（甲衣）象征儒雅英俊的武将，等等。
中国戏曲经常要借助夸张的表演，突出、强调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改变生活的原型。如以花脸表现的张飞，嗓音宽阔洪亮，性格粗犷豪爽，动作节奏鲜明大方，恼怒时即大喊“哇呀呀……”；而以小生表现的王金龙，说话要用小嗓，走路要迈方步，举止文雅，风度潇洒，高兴时的笑是“啊！啊！啊哈哈哈……”这些表现形式，用的是夸张手法，它要比生活中的原型更强烈，更典型，更具观赏性。
在漫长的戏曲发展过程中，这种“写意性”是如何形成的呢？
“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哲学思想影响着艺术境界的追求。中国戏曲通过演员的虚拟、象征的动作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去营造一种空灵变换、似与不似的戏剧情境，观众的想象力被最大程度地激活，戏曲艺术的写意特征也就形成了。
中国戏曲的产生及发展受其所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戏曲是在民间产生的，民间艺人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置大量的布景和道具。此外，民间戏曲班子的流动特点也要求戏班必须轻装上路，过多的布景和道具不适应戏班的流动状态。因此，戏班在表演时就不可能过多地依赖布景和道具。民间戏班“撂地作场”的演出方式，不允许他们有更充分的时间和足够的条件去搭建复杂的布景。久而久之，中国戏曲就形成了写意性特征。
（摘编自刘筠梅《中国戏曲的艺术特征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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