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是中国非常流行且流传历史悠久的表述，包含两种内涵：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道德品质相一致，风格是道德的外显。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常将道德和文章并称，认为立身和为文不可分离。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性格、气质、才情、学识、情感等相联系，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自然流露。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西汉扬雄也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成为后来品评书画、司法笔迹鉴定的理论依据。此后，王充、曹丕、刘勰等人也多以不同的视角和话语鲜明地标举和阐扬“文如其人”这一观念。明代冯时可在《雨航杂录》卷上说得更加不容置疑：“九奏无细响，三江无浅源，以谓文，岂率尔哉！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则，苏长公达而文道畅，次公恬而文澄畜，介甫矫厉而文简劲，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这就是著名的“文如其人”论断的明确出处。
作者的个性给作品灌注了生气，作品中总要渗透着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意志，总要打上作者自己人格上的印记。“文如其人”在这个意义上是值得信任的批评戒条。从主观方面而言，作品的风格就是作者在感受、体验、表现社会生活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个人特征。其中，时间是性格定型的关键因素，这种通过时间积淀下的性格特征产生的行为惯性，是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改变的。文风的形成与人的性格特征的形成是一个人生活阅历实践同一进程的产物，两者互相影响，具有相关性，自然可能导致文如其人的现象。尽管作者所言之物可以饰伪，但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性。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李白敢于在皇皇朝堂之上让皇帝宠臣高力士亲手为自己脱靴，而读者在展读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生宣言，焉能不为他的人文如一拍案叫绝？一个人既然要为文，甚至是有些难以使其文不如其人的。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作者的人品与文品是统一的。
“文如其人”有其真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文以行立，行以文传”等等，都说得不错。但我们不能据此在人与文之间划等号，天真地认为文即人也。在“文如其人”一语中，这个“如”毕竟是个“模糊概念”，而不是等同。人与文之间、心与言之间并不本质地存在着同一性。有德者不必有文，有文者不必有德。或者更直接地说，文字驱遣与道德修为虽然不能说截然两途，但并非可以淆然相混的，心言分离、人文相背的现象亦复不少，两者并没有必然关系。明代大奸严嵩窃权罔利，构结祸乱，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但是他的《铃山堂集》中也不乏“晚节冰霜恒自保”这般“清峻”的诗句，俨然一副重节尚义的面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竟出自一个滥施淫威、贪赃枉法的奸相之手。这种“文行两途”的现象无疑是对“文如其人”提出了诘难，而且这一诘难是难以反驳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即使我们有一百条“文如其人”的证据，只要有一条文不如其人的证据，那么“文如其人”的论断也没法成立，亦没有办法准确地应用于历史考据学中。
（摘编自张世明《文如其人乎：人格观念与中国考据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