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内涵复杂，由于不同的历史脉络，“大众”被赋予不同的面相，并且在多变的理论语境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在精英主义的表述之中，“大众”不仅指称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同时这个群体仿佛带有某些默认的特征，如见识平庸、缺乏理性的独立思考、躁动狂热、喜欢相互模仿等，一个烙印了贬损意味的称呼是“乌合之众”。许多时候，“大众文化”即是指流行于“乌合之众”的文化产品，主题浅显、内容通俗而生动。 当然，那些游离于“乌合之众”的精英人物不允许其投靠如此简单甚至粗俗的品位。
但是，按照文化区隔与文化品位划定“大众”的视角逐渐被阶级分析所否决。在阶级话语造就的观念谱系之中，阶级与革命成为定义“大众”最为重要的历史脉络。这时，大众时常被冠以“无产阶级”的定 语。对于当代文学来说，这个意义上的“大众”代表了历史潮流之中的进步力量。
“无产阶级大众”不仅拥有自己的阶级目标，同时还开拓出自己的美学风格。通俗显然是这种美学风格的重要因素。通俗意味着接受、吸收、重组和改造，继而以大众熟知的语言给予表述。短期之内，通俗有助于完成一套卓有成效的革命动员机制；在长远的意义上，通俗有助于构建新型的大众文化，制定阶级 的美学趣味。这时，阶级与美学、政治终于被纳入相同的轨道。
由于阶级身份的显现，相对于“大众”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表明自己的阶级归宿。但投身革命阵营的知 识分子，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得的阶级称号是“小资产阶级”，其美学趣味从未赢得肯定。
20世纪90年代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市场角色迅速成为“大众”的另一种定位：消费者。与大众相对的是企业家、商店或者厂方。商品社会对于大众需求的精心考虑，即是市场向消费者提供称心如意的产品。从知识分子到市民、工人，种种社会身份可能轻而易举地统一在“消费者”的称呼之下。消费者“大众” 隐含着另一种社会理念：消费行为将他们组合为一个共同体，传统社会身份之中的冲突意味减弱了，生产 与消费的对立进一步显现出来。
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消费者“大众”的现身同时意味着市场评价体系的崛起。从票房、收视率、点击率到流量，这些概念在作品评价中的权重愈来愈大。在大众传媒发表的评论中，这些概念时常率先出场，情节、人物乃至悬念、结构犹如尾随的补充说明。市场宣布了自己的标准，一锤定音的因素无疑是利润。 利润回报率正在重新规划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区域，并且重构文化传播方式，电影院、电视台、网站出版机构无不进入机械化生产阶段，说书、地方戏、民歌、地域性传说这些艺术门类因面对面传播的效率低下 而逐渐终结。因此，消费者“大众”背后不是村庄成者社区构成的“民间”，而是报刊销售率、卫星电视、 互联网铺设的新型商业网点。消费者“大众”甚至享受免费节目，他们的费用已经由赞助节目的广告商支付。市场调集的资本与技术可以发出强大的号召，以至产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效。只要看一看一些明星周围疯狂的粉丝文化和“饭圈”，人们就可以意识到市场隐藏的组织能力。窥一斑而知全豹——回溯“大 众”的浮现、阶级身份与消费者身份的转换，可察觉当代文学的深刻转折。
当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化的深刻转折同时体现于符号体系的巨变。相对于文字构成的符号体系以及印刷文化，一些人提出了“影像时代”或者“读图时代”。影像或者图像的盛行不仅是表意方式的改造，而且 波及社会的文化生态和思维的基本模式。历史的考察表明，报刊杂志形成的公共空间与白话文的使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条件，二者已经内在地嵌入现代社会的文化肌理。时至今日，电子技术造就的符号体系与传播网络已经到来，围绕印刷机器产生的各种文化形式无不遭遇强大的对手。从电影、电视连续剧、 网络小说到微博、微信或者短视频，新型的艺术门类如火如荼。很大程度上，新型符号体系的意义正在溢出“文化”范畴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延伸。许多时候，“文化”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之间的传统界限恰恰由于新型符号体系的介入而失效。如果联系到人工智能带动的种种未来想象，人们可以充分意识到电 子技术以及相应的符号体系将给历史带来什么。
（摘编自南帆《探索当代文学的未来可能》）
某作家在互联网上进行文学创作，因为粉丝的强烈要求改写了结尾；后因为点击量高，作品被拍成影视剧；影片方经过宣发、组织粉丝打榜等活动又吸引了大批路人观众；大火后，相关产品大卖，作家打算 创作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