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马歇尔·麦克卢汉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我相信他继承了奥威尔和赫胥黎的传统，对未来进行了预言。我对他的理论坚信不疑。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最早激发我对这个观点产生兴趣的是一位比麦克卢汉更伟大、比柏拉图更古老的预言家。我年轻时研究过《圣经》，在其中我获得了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这种启示来自“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样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化的质量有着必然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冒险做一个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褻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训诫对我们也许是有益的。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语言不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语言之外还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会话工具，我们就不难想象，不同文化在世界观方面会存在多大的分歧。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摘自波兹曼《娱乐至死》）
材料二：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波兹曼没有预想到互联网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这一媒介进一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 印证着“娱乐至死”的当下。在这里，剽窃、拼凑的手法更为高超，碎片化信息组合的能力更加强大。抄袭者或谣言传播者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团队、一众人，也可能是一个指令，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机器思维系统，它利用大数据，制造人们可能感兴趣的话题。这样，信息的制造者和接受者都没有明确的主体性可言，因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被大环境阉割掉了的“残次品”，或是衍生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复制品”。意义不再完整，从形式糜烂至思维深处。信息处理方式的拼凑法与内容的碎片化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智力的功能只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真正理解它们。人该有的“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长的冷静与客观以及耐心等”特质统统被抛弃了。人们不再低头沉思，而是在歇斯底里中跌入娱乐的深渊。
当图像开始占据文化中心之时，就意味着人们在对事物给予关注时，将重心从大脑的深度思考转向了肤浅表面的感官享受。詹姆逊表明，“新潮作者在拼凑之余， 的确还能设法使我们身处的日常文化现象浸透着一份幽默感。”而这份“幽默感”就是文化的娱乐先行主义。大众在“自我陶醉的映像世界中”，迫使文化逻辑从严肃转向戏谑，使自我理性让位于情感的过度狂欢。当一切都以娱乐为原则，严肃的公众话语将会失去价值、失去信服力。背后牺牲的是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和理性批判精神，而所谓的娱乐至死就是物极必反，个人的理性让位于情感的狂欢，最终“自我”不复存在，真正的情感无所寄托。
（摘编自张雯雯《波兹曼<娱乐至死>中的后现代文化逻辑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