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就基层管理制度而言，在秦朝已经确立了一个模式，即在编户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教化、征税、治安三个部分组成的管理结构。二千余年以来，典型意义上的乡官逐渐沉沦，但基层治理的基本结构依然保持不变。专制政府在利用乡民治理乡民方面似乎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历朝政府都试图建立一种机制，最早便是秦汉的什伍组织，邻里监督，善恶相告，甚至有罪连坐……明中期王守仁巡抚江西时更是以书面化表达了邻里监督。
——摘编自张德美《古代乡官的嬗变》
材料二：
宋代兴起的乡约组织，在当时还是同约之间德业相劝的民间组织，其出现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乡村行政组织教化功能相对较弱的局限。明清时期，乡约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大清通礼》中专门规定“宣讲圣谕之礼” ……与吕大钧、黄佐倡办乡约的身份不同，王阳明、吕坤、刘宗周等儒者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巡抚、知县等地方官吏，他们兴办乡约是为了治理自己管辖下的乡村社会。在这些体制内政治精英的倡导与政府的扶助下，乡约的管辖范围得以扩大，约束力度得以加强，实施效果亦更容易得到证。
——摘编自吴倩《宋明基层乡约治理的特点与启示》
材料三：
1883年，德国制定了《疾病社会保险法》，标志着德国法定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德国的医疗保险现已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德国政府注重“有管理的竞争”的理念，这样患者就可以获得较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据统计，德国男性平均寿命为72.7岁，女性为79.0岁。但是，社会福利立法却对长时间在私人医疗保险公司投保、岁数比较大的群体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以增加他们转为法定医疗保险的难度。这些现象的存在就表现出对互助原则的损害。
——摘编自陈成武《德国医疗保障制度及其改革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