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郭沫若在《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的提纲中，列述了六个部分，其中关于诗歌的三个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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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修养时代 |
唐诗——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韩退之（不喜欢）、白居易。《水浒传》《西游记》《石头记》《三国演义》都不曾读完，读完且至两遍的只一部《儒林外史》。喜欢《西厢》。喜欢林纾译的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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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觉醒期 |
泰戈尔、海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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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爆发 |
惠特曼、雪莱 |
尚未入私塾的郭沫若便由母亲的口述，接触到了唐诗。后来，他在私塾中接受了严格的诗学教育，除了大量阅读唐诗、《千家诗》等作品之外，还要学习写对句及五七言试帖诗，以便掌握写古典诗的技巧。郭后来称此为“诗刑”。尽管已经写过不少旧体诗，但在郭沫若自己看来，“真正的诗的趣味和才能是没有觉醒的。”他进入诗的觉醒期是由于读到了美国诗人朗费洛的《箭与歌》。读时的感受是觉得“异常的清新”“好像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的一样。”（《我的作诗的经过》）1914年郭沫若初到日本学医，1915年，他读到了泰戈尔的诗，深为其清新平易而感到惊异和陶醉，后来，又喜爱上了海涅的诗，喜其诗和泰戈尔的诗一样都有清新的味道，并更有“人间味道”——尤其在爱情诗上更坦率也更浪漫。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新潮也开始卷起狂飙。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郭沫若通过阅读惠特曼、歌德、雪莱等诗人的诗迎来了“诗的爆发”期。尤其是读惠特曼的《草叶集》，深深感到了一种震撼和刷新，自己的诗风也为之一变。他立意效法惠特曼写出够味的自由诗，不再缠绵低吟、平和冲淡，而追求雄浑豪放、自由畅达的浪漫主义诗风。于是写下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槃》《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之教训》等一系列“惠特曼式”的诗。郭沫若在《序我的诗》中说：
“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当时宗白华在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他，每篇都替我发表，给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
那时，一个以《新青年》《新潮》为中心，以上海的《星期评论》《觉悟》《少年中国》《学灯》等报刊为侧翼，向四外发散的“新诗”传播空间，已经形成。在这一“诗的爆发期”，郭沫若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突出地显示了作为一位诗人的艺术创造和艺术风格。可惜这一良性循环状态不久因发表这一环节出了问题（换了编辑），影响了郭沫若的情绪，使得这一难得的灵感喷涌的诗歌景观过早地消失了。此外，他的这段话应注意：
“但我要坦白地说一句话，自从《女神》以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自然，其后我还出过好几个诗集，有《星空》，有《瓶》，有《前茅》，有《恢复》，特别像《瓶》似乎也陶醉过好些人，但在我自己是不够味的。……我始终是感觉着只有在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是最够味的。”（《序我的诗》）
晚年郭沫若也曾以自嘲的口吻写道：“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于是，我们还是想起了他的《女神》！
（摘编自李继凯《才子的书缘——郭沫若评传》）
材料二：
“五四”时期，有许多新诗人和新诗作品，名噪一时，但时过境迁，就被人遗忘。但《女神》的影响力却一直持续不断，曾有调查显示，在二三十年代，中学生心目中最佩服的中国作家，就是郭沫若。这种“威望”的获得，后人多有阐释，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将目光集中于《女神》的“阅读场”上，分析了《女神》的接受状态：《女神》的阅读不能只从精神、思想的层面进行，它更多的是发生在某种社会心理的宣泄中。这一切入角度，其实也暗示了《女神》阅读背后，某种共同的情感取向的存在，在此基础上，读者通过阅读《女神》获得了一种被普遍分享的“代际经验”。
《女神》出版后多次再版，成为一本畅销不衰的经典，查其1921年到1935年之间的再版周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两个再版的高峰期：一为1921到1923年，另一个为1927年到1929年，这两个时段恰恰是历史发生巨变、社会思潮激荡的时期。沈从文在30年代曾说：“郭沫若。这是一个熟人，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熟人”的说法，除了标明诗人的知名度外，也强调了读者与郭沫若间的某种特殊亲近关系。一位读者后来回忆，当时对郭沫若的作品，“随时都有‘自家人’似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是和我同一年纪爱好文学的青年都一样能有的罢”。阅读郭沫若，不仅让读者接近了诗人，更重要的是，读者之间的经验关联感也建立起来，“自家人”的感觉道出了一代人之间的身份连带感。
诚如安德森的研究所表明的，对于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形成来说，阅读具有一种“建构”的功能。《女神》与所谓“代际经验”的关系，也不只是“反映”时代精神，同时还包含了一种“召唤”的性质，即《女神》为其读者提供了一种新自我、新生活的想象。诗人柯仲平早年就是《女神》崇拜者中的一员，在《女神》的鼓舞下，他不仅开始新诗的写作，而且离开家乡，外出寻找新的生活方向。在他那里，《女神》不单是一本诗集，更是一份崭新的生活构想和自我构想的指南。在现代社会中，阅读显然有助于一种内在自我的生成，而这种“自我”往往与对既定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的不满或否定相关。如果考虑到这种自我想象发生于一代新青年追寻新的时代身份的过程中，那么就不难理解《女神》阅读的时代性特征，一本新诗集牵动了“五四代际经验”的生成。
（摘编自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