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是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采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1949年11月8日）
材料二：“一边倒”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为处理新中国与苏联的国家关系而提出的外交方针。这一选择并非双方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必然结果，也并不主要是应对当时国际格局的对策。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主要任务转向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新中国在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便生成了，在“一边倒”的选择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对这些利益的考虑。
——摘编自关锦伟《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研究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