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剥削阶级法律的本质和特征，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法密则国无全民”。汉代制定法律凡六十篇，三百五十九章，“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到《北齐律》的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隋《开皇律》又约为五百条唐承隋制，当大乱之后为谋求大治，务须“安人宁国”；故加强法制，力求审慎、简明，于是《唐律》根据隋律再为省并。古代统治者认为，公布法要是国家严肃的大事，商鞅“徙木立信”而令出必从，秦国由此富强；新莽自乱其法，终于崩溃；唐太宗鉴于隋末的法令多变，认为立法要审慎，律条要简明准确，颁行后要有稳定性，便成了后世制定法典的准绳。天下没有“万世不变的法则”，古代法制并不是封建帝王口含天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那样。从《商君书》的“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到唐初立法的“取合时宜”，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总之，在我国古代史上，一朝结束，一朝兴起都制定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
——摘编自杨廷福《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
材料二：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元败于“纵驰”，因而主张“刑用重典”，即“重典治国”。在立法层面，明朝颁布制定了天量的法律来加强对官吏的治理。《大明律》规定，设“六赃”罪，即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和坐赃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务的贪赃行为，以显示罪行的严重。明律中严厉惩罚贪赃枉法的条文比前朝法律大为增多，规定也更加细致全面。在刑法制度上，对于违反法律官员的处罚，量刑较之前朝加重斗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官吏的定罪一旦判定，则该官吏永久被除名，终身不得录用。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说：“明处法令行之久矣，奈何犯者相继?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之趋避。”尽管朱元璋明白“明主治吏不治民”的道理，他深知农民阶级的威力之大，因此必须管理好人民，既要体恤民情，又要防止民众力量过于强大
——摘编育蔡芃《论明代法治的“重典治国”及对中国当代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