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然界的生物不同，人不仅有长久的记忆，而且还能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媒介不断强化、延伸这一能力。就此而言，记忆对于人类历史的建构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化中，关于记忆的表达因关乎人的情感和想象而成为一种美学化的表达，表现出浓郁的审美特征。宇文所安曾讲：“在西方传统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义和真实上，在中国文化中，与它们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由此突出了西方认知世界重视真理及其价值，而中国认知世界重视历史复现和记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愈是趋于审美的记忆，愈是表现出与实然历史相疏离的特征。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并不意味着诗人经历的实然过往就一定杨柳春风，而更多是以对往昔生活的美化来反衬当下境遇的残酷。自《诗》《骚》始，中国诗文中有大量此类的诗篇，如忆昔、远游、悼亡、伤逝，故人、故乡、故国，几乎一切过往均会成为诱发诗情记忆的对象。个人曾有的经历在此被赋予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实然性的历史则只不过充当了个体情感的载具。
除个人记忆因与实然历史疏离而形成审美的累积，民间记忆及相关的文学形式也是如此。如冯友兰所讲“天文学不承认月中有嫦娥，但梅兰芳可以演嫦娥奔月”，“《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关公，与《三国志》里所说的关公，不大相同”，但“社会中一般人心目中的关公，是《三国演义》中的关公”。这意味着，在历史的真实之外，还会有一种被审美化的观念的真实，民间传统属于后者。
再次看士人阶层。与民间记忆总是游离于真实历史不同，士人的相关记忆则更多奠基于实际的历史知识训练。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经学教育与历史教育是一体的，这直接导致了士人经学修养与历史修养的重叠，也使“托史言志”成为历代士人最重要的话语方式。从中国传统看，秦汉时，士人对经史知识的阐发主要是思想性的。东汉之后，则逐渐衍生出了对历史阐发的新形式：借史来感怀，借怀古来抒怀。并自此形成了中国咏史诗、怀古诗的传统。这样，抽象的记忆被形象化、景观化，也因此更具有审美价值。之后，中国士人对历史的审关发现进一步向日常生活蔓延：各类古器物成为文人士夫日常展玩雅赏的对象。相比而言，历史文物作为家庭陈设或文人雅集的谈资，具有鲜活的在场感。它不但更便于唤醒人的历史记忆，而且让人“身生后世，眼对前朝”，在古与今的交相辉映中有效延展了记忆的张力。可以认为，中国士人阶层关于历史记忆的不同呈现方式，是一个理性向情感、景观、日常生活不断蔓延的过程，也是历史的审美品格不断提升和弥散的过程。
最后是王朝、国家记忆，这种记忆主要存在于群体性的祭祀中。每次祭祀都是遍布各地的姬姓诸侯在王都的重聚，都是对共同祖先的追忆，也是对亲族团结的政治宣示。同时，祭祀活动的仪式性、秩序感和神圣性，均使对先祖的追忆显现出审美特征。对于王朝、国家来讲，这种由审美记忆维系的共同情感，是其历史得以绵延的标志。按照中国传统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相关祭祀既是王朝、国家层面的，也被细化到社会的每个单元，如家庭、宗族等。以此为背景，在传统大一统国家，整个社会很容易被想象为有共同的族源，于是超越家族、朝代的共同祖先被设定出来，如黄帝和炎帝。这样，由祭祀承载的先祖记忆就具有了纵贯中国历史的意义，而美和艺术也必然成为其中的伴随物。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时间、历史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