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既带有历史性、现实性，又带有理想性。
显然，这种集体人格必然与其他民族很不一样。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数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经一点儿也不差于中国文化人，但我们读完他长长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就会发现，最后还是在人格上差了关键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 “圣徒人格” 和 “绅士人格”。
与“圣徒”和“绅士”不同，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君子”。中国文化的人格模式还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广、重叠最多、渗透最密的，莫过于“君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约数”。
“君子”，终于成了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体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标识。除了利玛窦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外，还有“骑士人格”、“灵修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这些标识性的集体人格，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全然融合。这是因为，所有的集体人格皆如荣格所说，各有自己的“故乡”。从神话开始，埋藏着一个遥远而深沉的梦，积淀成了一种潜意识、无意识的“原型”。
“君子”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雏形古已有之，却又经过儒家的选择、阐释、提升，结果就成了一种人格理想。儒家先是谦恭地维护了“君子”的人格原型，然后又鲜明地输入了自己的人格设计。这种在原型和设计之间的平衡，贴合了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选择，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喜欢用激烈的语气抨击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揭示丑恶的“国民性”。看似深刻，但与儒家一比，层次就低得多了。儒家大师如林，哪里会看不见集体人格的毛病？但是，从第一代儒学大师开始，就在淤泥中构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设计。
这种理想设计一旦产生，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亮点都向那里滑动、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两字包罗万象，非同小可。儒家学说的最简捷概括，即可称之为“君子之道”。甚至，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那里。
对中国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没有君子，什么都徒劳。这也就是说，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沉淀一切，预示一切。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预示。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做个君子。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摘编自余秋雨《君子之道》)
材料二：
从一般意义上说“君子”是一种理想人格，因为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评判衡量“君子”是人人应该向往、人人应该争当、人人应当成为的一种人格，否则，就会成为与之对应的“小人”，而这是为社会所贬斥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理想人格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成就的一种人格，它作为一种理想，是为每一个人树立的道德楷模，人人都有可能实现，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实现。例如，儒佛道三家，都有其理想人格。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道家道教的理想人格是真人、至人、神人或仙人，佛教的理想人格是佛、菩萨。这些理想人格都是一种完美无缺的人格，可称之为“完人”人格。这些完美无缺的人格，是人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对象。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可以为禹；佛教讲人人有佛性，人人能成佛；道教也讲人人能成仙。但这都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理想人格是人们效法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其根本宗旨在于鼓励人不断向善，普通人其实很难成圣作佛。君子则不同，君子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努力、也能够做到的，历史上就有“自汉以来，天下贤人君子，不可胜数”的说法。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因此，君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但他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物，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如此说，并不是否定君子的价值，恰恰相反，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更具有普适性和感召力，更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他并不高高在上，并不远离我们每一个普通的芸芸众生，他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是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可以在当下最平常的生活中做到的。
中国的君子文化并非仅属于儒家文化。“君子”的核心内涵相对稳定，但同时又是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在此过程中，儒佛道文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君子文化丰富、发展了中华优秀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学说，促进了中华民族道德水准的提高，引领了社会风尚，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华礼义之邦的形成。
(摘编自洪修平、孙亦平《君子、理想人格及儒道君子文化的相异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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