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编纂年代最早的总集，脍炙人口。萧统为之作序。此序既阐明了《文选》的编纂意图和选录范围，也体现了萧统的文章审美观念。
萧统说，《文选》里选载的都是特别讲究文辞运用的文章。那么，该怎么讲究呢，怎样的文辞才是萧统心目中的好文章呢？从“辞采”“文华”“翰藻”等语词可以体会到，萧统要求文辞博富而美丽。《文选序》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学语言同社会生活里种种事物一样，是从简单质朴向着精巧华丽发展的。这是萧统的文辞发展观，也是他心目中一个基本的文章审美标准。文章好不好，首先看它的辞采是否漂亮。应该说，这不仅是萧统个人的审美观，而且是他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性的标准。
如果说得再具体些，那么可以说，当时人们所认为的漂亮文辞，包括语句偶对、声音和谐、辞藻富丽、运用典故等几个方面，也就是具有骈俪文字之美。这在《文选序》没有具体说出来，但从《文选》选录作品的情况中是可以窥见的。比如《史记》里的序和“太史公曰”，颇有感慨跌宕的文字，但《文选》一概不选，这与那些文字句式长短错落、不合乎骈文要求很有关系。《文选》选的是班固、干宝、范晔、沈约所写的史论述赞，它们句式比较整齐，讲究对偶和辞采。又如同样是写三月三日禊饮的诗序，不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选颜延之、王融的两篇，与《兰亭集序》比较质朴，而颜、王所作“文藻富丽”有关。颜、王这两篇文字当时以此而闻名遐迩，连北朝人士都佩服之至。再如陶渊明诗，北宋以后成为一种诗美的典范，《文选》却所选不多，因为陶诗语言朴素率直，在齐梁时是被认作“田家语”的。曹操诗在后世被称赞为“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文选》则只收录两首，也是同样的缘故。
萧统所持的这种骈俪时代的文章审美观，自然有它的局限性。不少优秀作品由于不符合骈俪之美的标准而被忽略了。这从上文所述便可见一斑。在萧统看来，子书、史书“不以能文为本”，是不在美文范围之内的，这样的眼光也嫌狭窄。以后人、今人的眼光看，别的不说，《史记》《汉书》《世说新语》中那些人物形象、细节描绘、名言隽语，多么栩栩如生；《庄子》的浪漫想象，纵横恣肆，也多么具有文学色彩。而萧统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认识到它们的美。这些确实是《文选》编者审美观的局限。
但是，在我国文学史上，骈俪时代毕竟是一个重要而且漫长的时代，同样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如果像后世某些提倡“古文”的论者那样，排斥骈俪之美，蔑视骈体诗文，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是片面而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文选》选录了晋代陆机的大量诗文，陆机是萧统最心仪的作家之一。诗且不说，即以其他文体而言，《叹逝赋》《文赋》《豪士赋序》《吊魏武帝文》《辩亡论》《演连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靠了《文选》，我们今天还能欣赏到这些名篇。陆机之外，晋代其他的优秀诗文，在《文选》里也保存了不少。
(摘编自杨明《从(文选序>看萧统的文章审美观念》)
材料二：
据载，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一生似未明确褒贬过任何历史人物，独独前他七十四年而卒的“南岳幽居之士”陶渊明，却赢得了他异乎寻常的尊敬。昭明不仅首次编撰了《陶渊明集》，而且特为之立传作序。就在《陶集序》中，他德文并重地推崇陶渊明。实际上，昭明太子萧统是中国文学史上高度评价陶渊明的第一人。
陶渊明《闲情赋》是《陶集》中仅有的一篇述情惆怅，文采可观，十分接近齐梁文学“典丽”特征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情采，它都可与宋玉的《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以及曹植的《洛神》诸赋相类比。因此，把《闲情赋》采入《文选》“情”类赋并不为过。但是，昭明不但不选，反倒在《陶集序》中特出一条评语，说道：“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首，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这“白璧微瑕”之叹，难道不正好表明，昭明看重陶渊明之德名，远远超过其文名吗？“惜哉！无是可也”一句无限的叹惋，就把昭明企望陶渊明成为“人伦之璧”的愿望表露无余。
《陶集序》分为三部分：第一、隐逸人生论；第二、陶渊明文德论；第三、陶渊明文章“风教”论。昭明认为：陶渊明者，高尚之士也，其“爱嗜”陶文者，崇尚其德也。这正是南朝文人(诸如颜延之、沈约、钟嵘)的共识。只不过比较起来，昭明爱心更切，以至对《闲情赋》作出了旨在求“全”的苛贵。原来，他就是要把陶渊明推尊为“人伦之完璧，道德之高标，为文之准式”，以“讽谏”时事，“风教”社会。如此的伦常道德追求，显然与《文选》的编撰目的迥然不同。
其实，在昭明文学主张中，原本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追求：一为娱乐，审美；一为“鉴诚”“风教”。前者以精神上的愉悦、享受为目的；后者以规范、指导人们的思想、道德情操为指归。《文选》和《陶集》就是以上这两种文学价值追求的分别体现。昭明在陶渊明“百年祭”之时编撰《陶集》，纯乎出于一种道德教化的考虑。在《陶集序》中昭明强调渊明文章“有助于风教”，又说《闲情赋》“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等等，完全本之于传统的儒家“诗教”之说。因此，正是在这种传统道德文学价值观的驱动下，他才爱屋及乌，因人贵文，超越个人和时代的审美观念，满腔热忱地高度评价陶文。
(摘编自丁永忠《论萧统<陶渊明集>与<文选>的不同文学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