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公共生活空间日益拓展，人们的交往与合作愈加丰富多样，集体行动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只有充分理解集体行动，认识集体行动之于公共生活的价值，才能把握个人生存的社会性本质，理解人们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与世界历史同步的道德共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解集体行动，要避免单子化个体主义的视角，认识到简单物理还原论的不足。简单物理还原论者认为，对任何一个行动的解释都必须还原到它的物理基础。但是，只有个体行动者的集合，还不能实现真正的、作为实体的集体行动，因为集体行动中的行动理由是超越了个体本身的。例如，乐团交响乐合奏的集体行为不仅仅是“单管演奏者在第三节开头吹出了一个低音”，加上“首席钢琴师弹出F大调音阶”，加上“大提琴手拉出三个跳音”，即便这个客观物理的描述可以不断叠加，最后穷尽整场演奏会的所有细节，却依然无法让我们真正理解乐团合奏这个集体行动。这种方法论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恰恰是“乐团要合奏交响乐”这个集体行动的理由解释了每个演奏人员的个体行为，而不是每个演奏人员的个体行为解释了集体行动。
理解集体行动，要重视它的双重实现条件。一方面，集体行动的实现有赖于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认同和理解。个体对于集体行动的有效内化是集体行动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也是集体行动最终的落实基础。另一方面，集体行动的维系有赖于外在制度和秩序。只有在个体动机之上设立制度和秩序，稳固集体行为的实现方式，才能保证集体行动有效进行。
人们从公共理性的角度出发思考自己的行为，同时成全他人的利益和价值，这种思考和选择方式让我们与他人之间产生了深刻的道德关联，这种道德关联消解了集体行为离散的可能性。正如美国学者玛格丽特·吉尔伯特所指出的，真正的集体行动具有一种独特的道德基础，而这种道德基础来自集体成员之间通过共同承诺而形成的责任。当“你成为我行动的理由”时，“你有责任为我完成集体行动”时，你我之间就形成了基于公共理性的道德纽带，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行动才得以完成。
在集体面对重大危机和挑战时，集体行动的意义格外突出，认真理解并参加集体行动也就更为重要。譬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考察每个人佩戴口罩的理由和动机，如果人们不仅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健康或为了遵守有关规定，而且为他人的健康着想，认识到如果自己不佩戴口罩，那些尚未接种疫苗的人就可能被置于危险之中，并由此自发产生道德责任信念，做到“我要为你戴上口罩”的时候，个体之间的道德责任关系就得以实现，这样的集体行动对构建我们的美好生活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田洁《集体行动与我们共同的责任》）
材料二：
集体行动是一个常用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概念，每一次应对疫情的行动都属于集体行动，集体行动会转化为集体记忆，进而滋养集体认同。
此次防范和应对疫情，呈现的是以国家政治动员为“发动机”，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和资源调配体系为“路由器”的整体联动以及社会的全面响应，是一场整个国家、全体国民参与的集体行动，具有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目标明确、组织性很强的集体行动由众多的个体实践和群体实践汇成。根据保罗·康纳顿关于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的划分，体化实践强调实践主体亲身参与，一个微笑，一个点头，都是为人所牢记的一种意义表达。此次疫情应对中的体化实践是疫情中无数“逆行者”的言行与作为，是全民立足本职的综合响应与配合。而刻写实践则是通过描述、记录等媒介工具捕捉和保存信息。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刻写实践则是每天更新的让人焦虑、心痛的关于确诊、死亡病例的数据，是让人泪目的关于牺牲、奉献、捐助的事迹报道。通过人类的心智机能，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又转化为个体记忆以及累加、建构起的群体记忆。
集体行动的过往会转化为集体记忆。伴随着集体行动和媒体传播，关于此次疫情应对的画面、标识、形象、事迹、感悟等不同程度地驻足于每位国民的内心。回顾人类历史的发展，似乎存在一个规律，除了曾经的荣光，苦难的集体记忆也往往能够激发出凝结与建构力量。这些不幸与灾难往往激发一个人、一个民族奋发自强，激发人们从灾难中吸取教训，走向成熟。
集体记忆滋养集体认同。群体认同其实是一个群体共享的概念，是用来指称来自集体成员共同的旨趣、经历以及团结。集体记忆不仅能为社会变迁不断拾起一个民族群体的过往，还能为这个民族当下和未来的凝聚，提供和积攒必要的素材。集体目标、一致行动、对于好的预期和不幸的伤害，都会凝结成刻骨铭心的记忆。
时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空前的集体行动。随着时间的流转，集体行动也在向集体记忆转化，集体认同既处在与集体行动相伴而生的现在时，又会依托集体记忆而延续至将来时，基于呵护生命的集体的行动、记忆与认同的主旋律就是万众一心、战胜疫情。
（摘编自严庆《在应对疫情中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