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但是，他没有给出一个关于乡土中国基本特征的架构。在我们看来，乡土中国的特征可以从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村庄的关系梳理出，因为人的行为与制度规则嵌于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村庄的关系之中。
乡土中国的根基是农本立国。农业始终在传统经济中占绝对比重。据麦迪森估算，到1890年时，农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8%以上，农业部门使用了全部劳动力的4/5。80%左右的耕地用来种植粮食，粮食生产一项占到经济总产值的60%。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的约束增强，传统农业通过经验技术的累积性改进和制度演化，实现了“长期的自我维持”，伴随公元8～13世纪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粗放式旱地农业转变为精耕细作水稻农业，支撑传统农业高产的诸主要因素得以奠定。传统中国的农业不仅支撑了15世纪以后400年间的人口增长，也使得人均生活水平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都维持在稳定的水平，并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费孝通，1998）。悠久的农业文明滋养和催生了如此庞大的人口，也使以农为本的帝国秩序得以维系并强化。中国明清6个世纪间，尽管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其间粮食产量的增长有一半归于土地单产的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却不断下降，陷入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由于无法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的前现代增长实质上成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2000）。
来自土的束缚还造成一种无法从土中挣脱的结构。就城乡关系而言，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城市最主要的职能是行政与军事，所要管理和预防的恰恰是广大农村社会及有可能从中孕育出来的农民抗争。城市拥有的商业功能主要是基于农村一层层向上集聚而成的中心市场。传统城市的城内以及周边由居民耕种的农田与菜园包围，很多城市居民本身就是在农村地区拥有土地的城居地主，他们并没有真正离土而居，依旧处于与乡村社会类似的宗族与村落组织网络之中（施坚雅，2000）。换言之，传统中国的城市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独立于农业文明的“城市文明”，依然是乡土中国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过半，长期困扰转型的城乡关系也出现改变，一些新的特征已经显现，且在城乡中国阶段越来越明显。
在城乡中国阶段，要矫正单纯城镇化导向的公共政策。相当长时期的一个误区是，将城镇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目标，以为城镇化能带来乡村问题顺其自然的解决。事实上，单向城镇化的结果不仅导致大量的城市病，而且导致乡村问题加剧。城乡中国阶段的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但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英《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一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材料二：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乡村社会改良与乡土理论建构的高潮，推动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复兴。尤其是费孝通较早发现并指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后来成为指导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经典理论。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和社会运动先后实践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合作化、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等不同时期的土地所有和经营形式，彻底重塑了中国传统乡村内部的阶层结构。20世纪末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及精准扶贫战略使中国传统乡村外部基础条件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会促使乡村由内而外地实现实质内容与建设形式的有机统一，整体进入乡村建设新时代，实现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转型。
传统乡村社会研究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学界主要围绕如下三个领域展开研究。一是人才要素论。学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要引能干人、留年轻人、聚有钱人；或是培育民族地区农村新乡贤，提升其政治建设能力、经济建设能力；或是认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二是产业推动论。郭景福、赵奥提出，应以乡村旅游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吴忠军等结合资源禀赋理论总结了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的“龙脊模式”；王林生认为民族地区要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三是整体布局论。李忠斌、陈剑认为民族地区走特色“村寨镇化”道路；徐俊六提出边疆多民族地区“族际整合、经济转型、文化交融与协同共治”的路径；杨华因此指出乡村振兴要视东中西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而有不同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以东部地区的乡村发展经验来硬套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实践。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才、路径、布局等方面皆有启发，但有两点关注不够：一是虽有学者提出以美丽乡村来推动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但对美丽乡村建设时代延续性考量不足；二是从整体乡村建设来看，欠缺过渡与衔接，致使乡村振兴选择的“点”与区域布局的“面”之间关联较弱。
（摘编自谭志喜《从“乡土中国”到“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