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元代江南政策的主体为“安业力农”“重商”和“重市舶”，四等人压迫和诸色户计制的嫁接推衍，则是其局部。忽必烈等实行南北异制，维持和保护了江南“富民”农商经济且有所繁荣发展。明前期卫所军户、“均工夫”配户、里甲“画地为牢”、移民徙富和抑商海禁等政策，起步和重点实施于江南且触动极大，几乎倒退至单纯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江南社会发展，居然因宽纵豪富和管制农商二模式交替，从开放繁华到锁国萧条，大起大落，而且成为14世纪中国经济由先进跌入落伍的转捩点（转折点）。
——摘编自《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作者：李治安
材料二：虽然党的领导在1957年后期面临着大问题，但是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的政绩是非常成功的。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苏联的模式和领导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将随着“大跃进”而消失或削弱。还由于中共领导人在取得服从时巧妙地把说服、强迫和具体的要求接合起来，经常用党的观点大力说服民众的做法，使许多个人和集团相信共产党的正确。应用了在革命时期十分有用的战略和方法。最初八年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共追求的目标或使用的方法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见到的不相容性。
——摘编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5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