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比如“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表情、动作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从时间方面而言，文字的目的是帮助人的记忆。在常常变动的环境中，记忆力不够时就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整天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姓名录、通信簿。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悉的地方中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在这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面前，文学没有缺席，也不能缺席。如何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文字下乡”的问题时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显然，当下的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费孝通先生笔下那个“乡土中国”早已成为历史。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离开村庄的人群增多，家庭成员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远，形成了“半主体熟人社会”甚或“无主体熟人社会”。村民的流动也削弱了传统聚落的凝聚力，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农民开始排斥传统束缚。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文字下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从历史的视野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可谓是“文学下乡”的问题。
身处伟大的新时代，要讲好当代乡土中国故事，真实呈现新乡村的发展变化，文学，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寻找答案，以文学观照现实，照亮生活。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坐标原点，也是考察乡土中国的晴雨表。实施精准扶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方略之一。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曾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是我们的“精神高地”，但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曾长期处于“洼地”。如何描写和叙述这个反差，解析它的历史原因、过程和结果，准确阐释今昔、世代之间的发展背景、进程和方向，探析新乡村的历史性巨变，正是文学需要着力开掘的地方。
脱贫攻坚让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欢天喜地的新气象、新风尚、新人物。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看到人民群众在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口袋富起来”了，而且“脑袋富起来”了。现在正处于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现场，我们要用文学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崭新的线索、塑造崭新的人物、记录崭新的实践、讲述崭新的故事，引导新乡村不断向善、向上、向好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的文学。近年来，乡村叙事比较流行。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热衷于小我情调、沉醉于私人经验、泛滥于欲望消费、自卑于微观叙事、沉沦于历史虚无，近乎失去了标准、体统、深邃和辽阔。一些作家的乡土中国书写沉浸于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甚至打着非虚构的幌子贩卖营销其虚构的乡土之作。他们或以微观叙事、口述史的名义，编造行政区划根本找不到的村庄或者子虚乌有的人物，夸大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阶段性问题；或念叨着西方确立的一套所谓的“标准”，把“别人的故事”移花接木为“我的世界”，再用显微镜放大乡村存在的非主流东西；或把琐碎、落后的个案典型化，别有用心地遮蔽、忽略乡村的发展进步和整体的真善美。有的作品中弥漫的“乡愁”，聚焦于乡土的破败和迷失，以及人性的弱点和暗处，带着戾气、怨气、娇气、十分矫情。而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奔小康道路上奋斗的身影，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
当然，对于新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要正视，就像需要正视阳光下的阴影一样。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应该像费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摘编自丁晓平《从“文字下乡”到“文学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