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诗和西方诗的发展的路径有许多不同点,西方诗同时向史诗的、戏剧的和抒情的三方面发展,而中国诗则偏向抒情的一方面发展。我们试设想西方文学中没有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拉辛诸人,或是设想歌德没有写过《浮士德》,莎士比亚只做过一些十四行体诗,就可以见出史诗和悲剧对于西方文学的重要了。中国恰是一个没有荷马和悲剧三杰的希腊,杜甫恰是一位只做过十四行体诗的莎士比亚。长篇诗的不发达对于中国文学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缺陷。
西方史诗都发源于神话。神话是原始民族思想和信仰的具体化,史诗则又为神话的艺术化。中国原来也有一个神话时代,不过到商周时代已成过去。神话时代是民族的婴儿时代。中国是一个早慧的民族,老早就把婴儿时代的思想信仰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以说是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西方史诗所写的恰不外“怪力乱神”四个字,在儒教化的“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史诗不发达,自然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
西方悲剧不外两种:一种描写人与命运的挣扎;一种描写个人内心的挣扎。没有人与神的冲突,便没有希腊悲剧;没有内心中两种不同的情绪或理解的冲突,便没有近代悲剧。中国人民的特点,在处处能妥协,“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他们的处世方法。这种妥协的态度根本与悲剧的精神不合,因为它把冲突和挣扎都避免了。
西方所崇拜的英雄为希腊的阿喀琉斯、拉丁民族的查理大帝和罗兰,日耳曼民族的西格弗里和贝奥武甫都是气盖一世的伟男子,具有扛鼎搏虎的膂力,一生全在困苦艰难中过活,打过无数的胜仗,杀过无数的猛兽,如果没有他,全民族就要灭亡。中国儒家所崇拜的圣人如二帝三王,大半都是在“土阶茅茨”之中的“端冕垂裳而天下治”的君主,敬天爱民之外,不必别有所为。
中西的人生理想所以有这种分别者,也和社会开化的早晚有关。中国社会安定极早,没有很大的内忧外患,所以当时所需要的人物只是“无为而治”的“太平天子”。西方民族在文学初露萌芽时代,还在和天灾人祸奋斗,所以当时所需要的人物是“杀人不敢前,须如蝟毛磔”的战士。这种人生理想的差异在文学上也留下很深刻的影响。史诗和悲剧都必有动作,而且这种动作必须激烈紧张,才能在长篇大幅中维持观众的兴趣。动作的中心必为书中的主角,主角必定为慷慨激昂的英雄,才能发出激烈紧张的动作,所以西方所崇拜的英雄最宜于当史诗和悲剧的主角。中国“无为而治”的圣人最不适宜于作史诗和悲剧的主角,因为他们根本就少动作。
(摘编自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
材料二: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
故事与雏形的歌舞剧,北宋以前在中国本土不是没有,但从未发展成为文学的部门。对于讲故事,听故事,我们似乎一向就不大热心。不是教诲的寓言,就是纪实的历史,我们从未养成单纯的为故事而讲故事、听故事的兴趣。故事本是民间的产物,它的本质是低级的。正如从故事发展出来的小说、戏剧,其本质是平民的,诗的本质是贵族的,要晓得它们之间距离很大,而距离是会孕育恨的。所以我们的文学传统既是诗,就不但是非小说、戏剧的,而且推到极端,可能还是反小说、戏剧的。若非宗教势力带进来那点新鲜刺激,而且自己的歌实在也唱到无可再唱的了,我们可能还继续产生些《韩非·说储》,或《燕丹子》一类的故事和《九歌》一类的雏形歌舞剧。然而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
(摘编自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