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魏晋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简单说来，就是人的觉醒。
②《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武）李（陵）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的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古诗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被钟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糅杂在一起，愈显其沉郁和悲凉。这种感喟，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空间内弥漫开来， 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唱的都是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③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与其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密不可分。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于是，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深度。《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深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④由人的觉醒意识的出现到人的存在风貌的追求，其间正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标准为中介。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成了重点所在。“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无不要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
⑤“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是毫不偶然了。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而不在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描述。“以形写神”也是这个意思。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即是说，“传神”要靠人的眼睛，而并不靠人的形体或在干什么；眼睛才是灵魂的窗子。这种美学趣味和标准，与前述人物品评，它们共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