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万隆会议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召开的。在29个与会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参加美国拼凑的《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国家,有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有与我建交、对我友好的国家,有未与我建交、对我不友好甚至敌视的国家。就在会议可能偏离正轨、步入歧途和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关头,周总理先后发表了三次极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重要讲话,会议主要根据周总理的建议最后通过“十项原则”,既包含了“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又使原来不同意将“五项原则”原文写进会议文件的与会者感到满意。
——尹承德《世界风云纵览: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探析》
材料二:1971年年初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但是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关系的真正好转,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方面,国内的各种反共、反华、亲台的势力依然相当强大,如何处理同台湾以及“亚洲盟国”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在中国方面,与美国的缓和需要在当时的革命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同时也需要处理好与越南、朝鲜以及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由于长时间的隔阂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双方都担心做出的主动表示得不到对方的相应回报,这也是造成局面僵持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