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茶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的，但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茶，在考古学对茶叶、茶器等尚无新的发现以前，还不能提供出具体的年代来。可以肯定的是，自开始有茶起，直到战国时代以前的很长时期内，有茶的地方还仅限于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当然，在这个期间内，西南地区中巴蜀一带的茶，曾以“贡品”的形式，进入到中原地区。到了战国时代，七雄并起，战事频繁，茶才由茶树原产地的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经由水路和陆路先后传入后来的产茶地区。不过，还应指出的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前，基本上仍是茶的药用时期，因此，《六之饮》[注]中把晏婴所处的春秋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以前的周公时代，并上溯到神农氏时代，都作为茶的饮用时期，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陆羽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的根据，是神农氏撰有《食经》，其中曾提到饮茶。实际上，古代人往往汇录议论性质相关的文字成书，而用一位思想或行事与此议论相称的古人题名，由于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方面的创始者，所以就把《食经》托为神农氏所撰。陆羽据此而把神农氏说成是饮茶的创始人，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茶由药用时期发展为饮用时期，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后，因而《六之饮》中举出司马相如和扬雄，认为他们是汉代有着饮茶风尚的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三国以后的两晋时代，《六之饮》中举出了饮茶的刘琨、张载、陆纳、谢安、左思等五人，另再参照《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也以两晋时代的为多，说明两晋时代已是一个饮茶风尚迅速普及的时代；到了唐代，饮茶之风大盛，并进而说明有不少地方已形成了“比屋之饮”，这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但是，从《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来分析，在两晋时代，南方的饮茶风尚已较北方为盛，而陆羽并未就此加以阐述，同时，他也未参照《七之事》中所引史料，在《六之饮》中举出南北朝时代有着饮茶风尚的人，这都不能不说是《茶经》中的不足之处。
由此可知，《六之饮》所说的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这段饮茶历史，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为了指出这段饮茶历史中的关键性史实，这里要加以补充的有两件事。一是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有“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之句，这说明自公元前316年以后，四川的饮茶风尚已开始向陕西进而向中原地带传播。二是晋代以后的南北朝前期，南方的饮茶风尚仍较北方为盛。如北朝西魏杨街之在所著《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中，述及北魏有些人鄙薄地把茶称为“酪奴”，并说“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所谓好，即是喜好饮茶。
(摘编自吴觉农《茶经述评》)
材料二：
由于交通与通讯技术都十分落后，因此僧侣求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茶文化的传播。我国茶文化依赖这种人际传播形式，在日本、朝鲜等邻邦得到了普及，而这些国家也则通过将我国茶文化与自身本土文化相融合，创造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茶文化体系。另外，人口迁移在我国茶文化传播中也发挥出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茶文化的国内传播来看，西晋迁都导致茶文化中心南移的现象展现出了人口迁移在茶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茶文化的国外传播来看，广州、福建等茶文化发展繁盛的地区所出现的劳动力输出等现象，也推动着我国茶文化向东南亚国家的传播。
茶专著、茶文学的流通，则在我国茶文化的国内传播与对外传播中发挥出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陆羽所创作的《茶经》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茶文化典籍，不仅在我国国内的茶文化普及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直至今日，已经被翻译为多个版本的《茶经》仍旧在中外茶文化交流中持续做出着贡献。与此同时，许多国外茶文化爱好者也在对我国茶文化做出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创作专著的形式推动着我国茶文化的海外传播，如日本荣西法师在结束中国之行之后，创作了《吃茶养生记》这一日本第一部与茶文化相关的著作，这部著作在日本社会的茶文化普及过程中彰显出了重要价值。
事实上，当茶叶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时，在此基础之上的跨区域传播就已经出现。从这种模式的表现形式来看，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跨区域传播途径包括汉朝时期出现的丝绸之路、唐宋时期出现的茶马古道。基于这种形式的茶文化传播，让我国茶叶与茶文化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并且在我国茶文化向西方国家、东南亚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摘编自栾著《浅谈茶文化的传播途径及历史演变过程》)
【注】《六之饮》和《七之事》都是陆羽《茶经》中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