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荷兰人格劳秀斯（1583-1645年）作为近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第一次阐述了国际法的概念，认为“人人都要尊重誓约的神圣”，“因为誓约是以上帝的名义而立的，也因为上帝拥有强制履行义务的权威”。至于和约，根据“誓约保证的信义之神圣性”，“无论和约订立了何种条款，务当绝对遵守。”
——据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
材料二：在19世纪60年代，面对各国修改条约的要求，李鸿章等少数人认为，修约“系条约而非议和”，彼此双方均有同等权利，任何一方若要重修条约，须先行知照，“有一勉强，即难更改”；我方可坚持自己的意见，“于其可许者许之，其不可许者拒之”，并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交涉中，鉴于“惟彼有所求于我，而我一无所责于彼，虽足以示中国宽大，特恐彼视中国太易，更生非分之思”，奕诉“亦拟数条向彼商办”。其后中英签订的《新定条约》在形式上亦与以往大不一样，每一款均以“中国允”或“英国允”之类的语句，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据李育民《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