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每当谈起战争话题，总有人觉得推崇谦谦君子的中国文化缺少铁血霸气的一面。从史实上看，中华文明崛起于中原农耕地带，四面受攻。特别是北方毗邻草原游牧民族，战争频仍。相对于扛锄牵牛、单独劳作的农耕民族而言，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就是骑马射猎、团队合作，有巨大的天然军事优势。然而，从黄帝北逐荤粥开始，历经夏、商、周、秦，直到汉武帝、唐太宗分别击败匈奴、突厥，中原文明始终经受住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不断发展壮大。显然，谦谦君子也绝非任人宰割的懦弱者。那么，中国文化对战争有什么看法呢？
第一，不推崇战争。中国文化爱好和平。孔子说，“仁者，爱人”。以爱护别人为己任的仁者，当然不会热衷于剥夺别人的生命。汉传佛教强调“慈悲为怀”，主张吃素，连动物的生命都不愿剥夺，遑论战争。老子关于战争的论述更充分。他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武器、战争都是不祥之物，也非君子所喜欢的，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用它；“若美之，是乐杀人”——如果喜欢武器、推崇战争，就是以杀人为乐；“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以杀人为乐的人，不可能真正得到天下人的认可。
第二，不惧怕战争。中国文化重视精神，追求正义，有重义轻死的一面。比如，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玄奘说过“宁可就西而死，岂东归而生”，文天祥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体现在战争上，就是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一般的征服者战争，能胜则愿战，不胜则愿降；必胜则必战，必败则必降。而中国文化更推崇的是：无关正义，必胜亦不战——不打不正义的战争，不欺凌弱小；正义所在，必败亦必战——即便敌强我弱、明知必败，也会勇于亮剑、绝不屈服，甘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恃武力强大而敢于言战，不是真正的勇敢；重义轻死，明知必败亦必战，才是真正的勇敢。这也是中华文明不灭的关键之一。
第三，战争胜负的根本是民心。虽然不推崇战争，但中国文化对战争的研究非常深入。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是什么？中国文化很早就对此做出明确论述——民心。《尚书•泰誓》说，商纣王“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商纣王虽有亿万臣民，但人人离心离德；周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周武王虽只有三千臣民，却众人一心，因此周武王就有能力战胜商纣王。《孙子兵法》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包括道、天、地、将、法五方面。其中，道是居于首位的决定要素。道是什么呢？就是得民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也就是说执政者能让老百姓与自己同心同德、同生共死，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摘编自文运《不推崇也不惧怕，胜负根本在民心——浅谈中国文化对战争的看法》）
材料二：
为什么写这样一封信？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这中间不只是打仗的问题，还要注意不失时机地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军心的问题。就是将来不论同任何侵略军作战，都不能忽视这项工作。在战争中间，如果你拿着枪同我们打，那我们绝不客气；但是，一旦解除了你的武装，我们就坚决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当然，这两个小孩子，根本不同于解除武装的俘虏。小孩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八路军决不搞日本侵略军那一套。日本法西斯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的群众，孩子、婴儿也不能幸免。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被俘士兵我们绝不伤害，对日本人民我们不仅不伤害，还要尽最大力量给予爱护和照顾。
我写的这封信没有加封，不管你高级军官理不理，反正要经过你下层人员的传递，他们总可以看到。这些下层人员同军阀、战犯是不同的，好多人是强征来的工人、农民。我记得，晋察冀军区俘虏过一个叫中西的日本兵，他被俘后要求留在我们这里，我同他谈过话。我问他，你不回去，想做些什么呢？他说，随便分配我做点什么工作都行。那个时候，我们部队还缺乏使用日本掷弹筒的经验，缴获的大批掷弹筒，不能及时用上，中西就担任了这方面的教官，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掷弹筒。后来，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的越来越多，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这些人在我方多数表现很好，很能吃苦，作战勇敢，没发现有逃跑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这些人回到日本，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所以说，日军中间并不是不可以做工作的，应该大力地开展工作。
我们将两个小女孩送交给日军后，他们还回了信，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摘编自人教版选择性必修上册聂荣臻《大战中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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