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诗经》既然叫“经”，则我们对它有更多的文化期待，亦属顺理成章。可是，“五四”以来形成、目前仍十分流行的现代诗学并不能满足我们这个愿望。事实上，《诗》在历史上是以“经”的形式而非以“诗”的形式发挥作用的，《诗》首先是“经”，其次才是“诗”。今天应当给它一个“经”的定位，这其实也是恢复它原有的地位。
作为“经”和作为“诗”区别甚大。“经”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发展脉络的基本文献。《诗经》作为“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教化，及培养人的温柔敦厚的中正性情，这叫“诗教”。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谓对《诗》作为“经”的作用的最早最精练的说明。《礼记》记载：“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通过比喻、联想等文学手段感发人的心志情意，使人从美的情感体验上升到善的理性认知，在性情、人格与精神境界方面得到塑造。把《诗》作为“经”就是把它作为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典籍对待。
《诗经》是中华文化重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论语》讲“为政以德”。《大学》三纲领第一条就是“明明德”，首个“明”是动词，义为彰显；次“明”是形容词，义为光明。在儒家文化中，道德具有照耀和温暖天下的作用。那么，“明德”“明明德”的概念来自何处？《大雅·皇矣》有“帝迁明德”“予怀明德”，当是“明德”的来源（“明德惟馨”出于古文《尚书》，此处不用）。此篇又有“其德克明”一句，《尚书·尧典》也有“克明俊德”一句，这两个“明”都是动词。“明明德”当为“克明”与“明德”的结合。从历史线索来看，从上古先秦到汉唐宋明，“明明德”的思想一以贯之。
从“经”的角度看，通常被视为修辞手法的赋、比、兴，其实是反映人的存在方式的手法。《行苇》开头“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四句，若只作修辞上的兴看，便索然无味；若作“经”看，则韵味浓郁。兴类似电影中由远渐近、渐近，然后出现人的镜头的表现方式。通过自然场景引出人，透露出人存在于自然，与自然具有关联的内涵。《毛诗》即认为，此段表达了“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的道德。郑玄提出：“仁，爱人以及物。”贾公彦解释道：“云‘仁，爱人以及物’者，仁者内善于心，外及于物，谓若《行苇》诗美成王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是爱人及于苇，苇即物也。”孔颖达说：“作《行苇》诗者，言忠诚而笃厚也。言周家积世能为忠诚笃厚之行，其仁恩及于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爱惜，况在于人，爱之必甚。”古人把《诗》作为经，引申出“仁，爱人以及物”的哲学命题，把仁者“爱人”推进到了爱自然，这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可是，这些丰富内涵在现代诗学中是看不到的。
（摘编自乔清举《论＜诗经＞的“经”的意义》）
材料二：
《诗经》是“诗”，是原始先民的古老歌谣集；而作为“经”，《诗经》更有着建构、传承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的主流文化精神与意识形态的意义。钱穆说：“故向来经学家言《诗》，往往忽略其文学性，而以文学家眼光治《诗》者，又多忽略其政治性。遂使《诗》学分道扬镳，各得其半，亦各失其半。”（《读＜诗经》》）不可否认，《毛序》《郑笺》以经学论《诗》，过于强调诗篇的政治性，的确压抑了诗歌的文学特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这样的解读方法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毛序》《郑笺》自觉担负起了传播儒家伦理、和谐人际关系、重建社会秩序的历史责任，将先秦儒家所崇尚、所宣传的礼乐教化贯穿于诗解之中，伴随着《诗》的传播而行使“化下”“刺上”的双重职能。《毛诗传笺》偏重美刺、多有附会的解诗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偏离了诗歌本身的审美属性、表现内涵，如今看来也未免迂腐牵强；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毛诗传笺》对《诗经》文本的这种“误读”“曲解”恰有其必然成因与重大意义，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特质、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产生深远影响。
客观、公允地说，一代有一代的《诗经》学，每一代《诗经》学都有其价值与地位。现代《诗经》学截断众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无任何文化价值观负载的清爽的《诗经》面目，是它的特点和成就；但其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诗经》解释，则不免僭越。古人不可轻易否定。同样，我们也不轻易否定现代诗学。
（摘编自边家珍、徐瑛子《作为“经”的＜诗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