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经过战国、秦至两汉，作为差别性行为规范的礼，逐渐与公允性行为规则的法交融渗透，以至合流。礼法合流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一，两汉建立以后，需要一种统一的学说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纳全国民众的思想行为于一轨。其二，儒家以礼、德、仁政、爱人为其学说的支撑点。法家以一断于法，君主独治，术势并重为其学说的特征。外儒佯宽，内法实猛，外儒内法就是宽猛相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三，儒家讲尊尊，旨在确立君主、皇帝的最高权威。法家不仅同样讲尊尊，而且是极端专制主义的鼓吹者。在维护君臣上下长幼的等级制度上，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摘编自张晋藩著《薪火集：中国法制史学通论》
材料二：唐初统治者着眼于王朝的长治久安，逐步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指导原则。《唐律疏议》就标榜其以礼作为指导思想，礼的核心——三纲五常便成为唐律的立法根据。凡是违背礼仪规定的，都要严加惩处。如《唐律·名例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列为“十恶”的“不孝”重罪，加以严惩。长孙无忌等人注疏唐律，往往直接引证于礼。如《名例律》疏解“大不敬”罪曰：“礼者，敬之本； 敬者，礼之與。”
——摘编自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