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晚清中国逐渐卷入以英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中西交往与文化交流，中国渐渐萌生了主动加入世界体系的愿望，而要融入国际社会，就必须了解和熟知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已形成的一套规范制度。……《万国公法》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得益于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丁韪良。……丁韪良着手翻译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的事件和努力得到了清廷政府的支持。……总理衙门认为翻译《国际法原理》，试图了解国际法的动机是中国对外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客观需要，合情合理，应予支持。
——《万国公法的翻译与影响》
材料二：中国外交，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近代西方“条约体系”逐步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是对处理日益增多的“洋务”的一种被动应对，也是对建立近代外交体制的初步探索；清末“外务部”的产生，既顺应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需要，又为清王朝维持国家主权与独立形态提供了重要工具：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成立，从形式上改变了国家外交机构，满足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全面调整外交机构，优化结构布局，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
——摘编自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