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往的主流看法视“六经”为百术之源，统摄万端，从而以“六经”为髓，儒学为骨，经、史、子、集为肌肤，外翼全体学术文化。这种架构较明显地反映了传统经学的思维模式，它显然是以经学或以其为基础的儒学作为主体内容，仍是要求儒学居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支配地位，把其他各家置于从属的被支配的位置，由此所形成的依然是经学和儒学统摄下的“国学”。
基于对“传统”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特点的明确认知，“新子学”强调，“国学”在漫长的岁月中必然存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一代有一代的“国学”。从历史上看，不可否认，“六经”是中国文化学术的最早源头，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孔子以“六经”为基础创立了儒家学说，经西汉定为一尊后，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了垄断性地位，成了“国学”的主导力量，后经历代统治者的追捧和提倡，渐成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流。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章太炎力倡诸子学，胡适平视各家，冯友兰更是在《中国哲学史》中明确指出，晚清便是“经学时代之结束”。由此，经学时代重回到了子学时代，儒学又复归为子学之一。这是历史的必然，“新子学”的发展亦是我们时代的要求和选择。
今日之社会更为多元复杂，而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然会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要求我们从经学思维和体系的禁锢中真正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传承历史文化，维护学术开放多元的本性，积极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富于活力的“新国学”。“新子学”正是适应这样的“国学”发展要求，将应运承载“新国学”的真脉。
“新子学”的内涵，单以浅层次理解，它是“旧子学”的再发展。在这种理解下，“新子学”仿佛没有摆脱在原有经学体系下旧“国学”中的位置，最多也只是经学的多样化实践与儒学的外围羽翼，显然无法承担作为“新国学”主导的重担。但“新子学”具有更深层的内涵，它是以“子学精神”为灵魂，重视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每每出现的多元性、开放性的学术文化发展趋向。因而，“新子学”视野中的“国学”将是一个思想多元性与时代发展和谐一致的图景。
“新子学”的“子学精神”主张多元并立，在主导“国学”构建与发展时，将整合现有的各类学术文化。它给“国学”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内容上的囊括，而是结构性的革新：“国学”将由单向封闭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交互动态的多元开放结构。简单而言，在“新国学”的结构中，各种学术之间多元、平等、互为主体，没有谁统摄谁，谁要依附谁的问题。在这种体系可之下，经学和儒学并不占据垄断地位，不再是其他学术确立自我和位置的依据与标准，只是复合多元、动态构成的学术生态中的一个重要但又普通的组成部分而已。因此，今后的“国学”不再是一枝独秀的孤景，而将上演百家合鸣的交响。
（摘编自方勇《再论“新子学”》）
材料二：
历来子学研究成果固然丰硕，但我们要面对的是现代中国的复杂情境，故而当代子学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应在世界哲学的大背景下，召唤出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开出新境界。
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开创期，构成了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核心内容。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先秦诸子大多着眼人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儒家如此，道家也如此。
先秦时代思想多元并起，道、儒、墨、法四家的影响都很大。儒家虽然保守，但是其人文传统是值得肯定的。墨家可以说是古代的社会主义者，其兼爱的思想蕴含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其对亲亲政治的批评到今天还有意义。法家反对人治，主张法治，反对贵族特权，积极入世，这些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诸子各家间思想相斥又相生，道家的艺术心态可以调剂法家的泛政治主义与儒家的伦理绝对主义，其天道自然的观点也可以纠正儒家的天命论和墨家的天志论，而儒、法、墨积极入世、顽强奋斗的精神，则又可以补道家无为之不足。
子学蕴含着对现代世界意义非凡的精神，这便是人文意识。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某些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形态，中国自殷周以来便形成了人文思想传统。儒、道等诸子学派多以殷周文化为基础，故而先秦诸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异之处，就是人文意识的自觉较早，而思考尤为圆通。诸子百家的人文精神对今天的世界有非常大的启示。世界其他地域的文明形态中，大多情况下，神会占据重要地位，由此带来权威意识、专断行为、教条作风及偶像崇拜，而人的尊严、自主、自信被大幅压缩。先秦诸子则从不同方面展示出人文精神。我曾在《“新子学”论集》第一辑序言中提到，自古及今，人类不停地面临三大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己内心的冲突。环顾眼前的世界，这些冲突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在一些霸权意识下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子学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对话、和谐的精神，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总之，诸子学已开创出一个新的思想时代，我们完全能够在诸子多元互补的基础上，创造现代中国文化，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摘编自陈鼓应《当代子学要有更开阔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