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使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史学家的大手笔。这些，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摘编自 李学勤《历史学者要“面向大众”》）
材料二：
《三国演义》对魏、蜀、吴三个集团的描写，大体符合史事格局，真实反映了政权更替过程，保持了对《三国志》的承袭关系，但人物形象刻画、细节描写多有虚构，以服务于拥刘贬曹的需要，突出斥奸颂仁、誉忠贵慕的政治诉求，其艺术效果是强烈的、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应当把握信史与史传文学的联系性与差异性，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当然，不同的史传文学与信史的接近程度不同，《东周列国志》比《三国演义》切近信史，而艺术感染力却差了许多；《封神演义》除了未离周革殷命的历史总格局外，情节与信史多不搭界。必须提及的是，史传文学的优劣高下，并不取决于虚构成分的多寡。艺术虚构是文学创作的必需，关键在于，文学书写不一定要求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而必须是历史上可能发生的，是在典型环境中演绎的典型情节和典型形象。
对于《三国演义》，我们当以文学杰作欣赏之，从中获得充分的美学享受，兼领某种历史哲学启示（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得人心者得天下”之类），而不可寻历史细节真实于史传文学，不应当以信史标准苛责讲史小说，正如不能以过高的生动性、艺术典型性要求史书《三国志》一样。
当下，大量历史题材影视剧广为播放，打开电视机，关于秦皇、汉武，唐宗、武则天，康熙、雍正、乾隆等历史人物的史剧扑面而来，提供了艺术欣赏的一个部类，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普及历史常识之效，但对后者则不应当也不可能企望过高。我们在讲解信史史实后，总要申明：优秀的史传文学应当揭示历史的本质真实，但既然是文学，必然有虚构，所述人和事，不一定都是历史实际（甚至多半并非史实）。完整而科学地讲述历史进程，是正规的历史书的使命，不能以之苛求史传文学。同此，虽然若干历史著作写得富于文学性（《史记》有“无韵之离骚”的美誉，《资治通鉴》不乏精彩的历史场景描写），但不能要求严肃的历史著作放飞想象空间，充分满足人们的文学赏析需求。
（摘编自冯天瑜《史传文学与信史的联系和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