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保护”这一概念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保存：“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更高的一个层次是保护：“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这里所说的保存也类似基因保存的两种方法。从这些文件中的相关概念来看，基因保存的方式与非遗保护的确有可比较之处。然而这并不是非遗保护的全部涵义，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涵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约中关于“保护”的完整表述是：“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这是与遗传基因保存不同的观念：对DNA的保存——无论是对分子活性的封闭保存还是数据档案保存，都是离开了生物生命体的分离保存。这种保存的意义在于为未来可能的再生、复制或参考比较保留一些基本条件，而不在于保护现有生物的生命活力。
非遗保护与以往关于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的观念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保护生命力。保存文化要素与保护文化生命力，这是非遗保护观念的不同层次要求。我国非遗法中关于保护观念的“保存”与“保护”之区分正是体现了这种层次区别性。这种区别可以理解为非遗的消极保护与积极保护——对非遗的核心要素进行基因封存或档案式保存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临终关怀”，并为后代保存了可供提取、复制的原型模块；而保护文化生命力的延续性和成长性，则是一种“传宗接代”式积极保护，是为传统文化创造新的生存空间和成长机遇。
（摘编自高小康《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
材料二：
“在传承中创新”，是传统手工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践行着的基本原则。
手工艺与“纯艺术”不同，它的本源是日常生活需要。手工艺原本就是日用之物，因而，无论如何创新，都不应丢弃其生活器物之本性，成为“纯艺术”。 以苏绣为例，宋代就出现了艺术水准很高的“画绣”，但是，服务于美化服饰之日用需要一直是苏绣之主流，恰恰是日用需要，推动了明清时期苏绣技艺的发展，而到了当代，技艺超群的苏绣艺人几乎都在从事“画绣”制作，由于远离了日常生活需要，苏绣传承出现了危机。
再拿紫砂壶制作来说，顾景舟之所以能将紫砂壶的影响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得益于其超越前人的精湛技艺。据说，他仿制清代陈鸣远款的龙凤把嘴壶和竹笋小盂，曾被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误作陈呜远传世真品收藏，可见其“传承”之功力。而几十年后，他之所以能帮博物院鉴定出这些仿作是出于己手，主要根据就是仿古壶的技术含量超越了陈鸣远。纵观顾景舟从艺生涯，虽然作品无数，但绝少新异之作，这并非是其创新精神不足，而是因为他秉承着一种古老的文化理念，即技艺上精益求精，臻于至善至美。与技艺革新相应的是，在审美观念上要不断推陈出新。推陈出新，“陈”是指不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观念及其艺术形式，“推” 即推动其依靠内在逻辑发生转化，不断调适以适应外部变化。
顾景舟年轻时以制作仿古壶成名，向来重视对传统器型的传承，但从不拘泥于古代形制，而是以现代审美意识去改进器型，如“子冶石瓢”壶早已成为经典器型，他却能潜心研究，推出“景舟石瓢”，通过身筒、壶嘴、壶把衔接等处的改进，使得“壶中君子”石瓢壶“稳重中见端庄、圆润中见骨架”，更为“精、气、神十足”。
考诸传统手工艺品的形制、图案、色彩，无不暗含着一种吉祥的寓意，此间包含着一种文化理念，即手工艺品的审美并非是无目的的、非功利的，而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祝愿日常生活美满的精神需要。笔者曾见过云锦大师金文创作的一幅作品，画面是三朵牡丹，两只蝴蝶，空间切分恰到好处，整体色调和谐，合乎现代审美趣味。而制作者阐释说，牡丹寓意富贵，蝴蝶寓意“耄耋”、高寿，合起来就是富贵到老，三朵牡丹不设计成对称的品字形，而是斜着排成一线，寓意是“一路发”。
（摘编自季中扬《论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保护》）
材料三：
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其学识主要由技艺、素养、阅历三个方面构成，技艺知识主要来自于师承学习，是师傅心传口授示范与个人天赋悟性研习的结合，为传承人知识结构的核心。一般来说， 当传承人技艺达至一定水平之后就会面临事业发展不进则退的瓶颈阶段，技艺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则依赖于其个人素养和阅历。“非遗传承人”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对其知识结构中的“素养”和“阅历”两个方面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进一步提升，以提高实践创新的能力。如图所示。
（摘编自张毅《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