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早期儒家传统中，士的形象往往会与“贫”分不开。但到宋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豪门阶层渐次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布衣阶层。宋人郑樵总结道：“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种不问家世而取土的姿态，随着科举制度的严密化，无疑会加速社会阶层的流动。相应地，宋代商业经济繁荣，社会中也出现了都市贫民阶层。
——张文涛《宋代救济制度与当代扶贫》
材料二：纵观中国的法制史，从商鞅变法开始，就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入仕，又将社会化为土、农、工、商四等，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一直到宋代，这种局面才发生了转变，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商人不再是低位的“杂类”，商业也不再是君子不齿的“贱业”。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商人被编入坊廓户，成为国家编户齐民，具有民事主体地位。两宋法律赋予了商人很多的权利，如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子孙可以入朝做官，并且其人身财产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等等。
——杨军、刘金：《试析两宋经济立法的专门化对两宋社会及后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