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太祖认为“备荒之政，莫善于预备仓”，因而“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在预备仓的粮食发放问题上，朱元璋明确规定，凡遇岁饥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对于赈济迟缓、坐盗仓粮、瞒报灾情的渎职腐败现象，重惩不贷。明成祖即位后，水旱朝告夕赈，无有壅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三月，河南登封县赈饥荒即“发预备仓谷”。明仁宗在位时，户部请以备储官麦贷民，仁宗训示“即赈之，何贷为”；听到民众缺食，仁宗遂打破部臣预闻的成规，令杨士奇即刻就地草诏。宣宗即位不久，山西盂县、山东济宁州、河南磁州将预备仓粮米借给饥民，俟秋成如数还官。
——摘编自王卫平、王宏旭《明代预备仓政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1932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调节民食案，内容包括督令各县恢复积谷仓，由中央择粮食主产区设置“总储备仓”等。1933 年10月，行政院又通过“官买积谷，以利农村案”。同月，蒋介石在南昌召集粮食会议，制定兴办仓储计划，由行政院命内政部、实业部及各省市认真办理。在仓储种类上，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县仓、区仓。地方原有旧制积谷仓库，应立即恢复或改组。在粮食储备数量上，规定县仓应陆续积谷至10000石以上；区仓储备数量应在1000石以上，乡仓应在500石以上。
——摘编自任新平《近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