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上古神话中，有一支西北大荒神话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叛神的形象。这里有偷了天帝的“息壤”跑到人间治水的鲧，后被天帝命火神祝融杀于羽郊，神话说他化为黄龙而入于羽渊。这个叛神很有点近于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不过有书说他不服尧让位于舜而率众造反。这里有人面蛇身而朱发的水神共工，他与火神祝融交战，不胜而怒，头触不周之山，把支撑天地的天柱撞倒，所以才有女娲炼石补天，积灰理水。这里有敢和黄帝争战的刑天，失败后，被黄帝砍下脑袋。断头的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拿着干戚作战。
在叛神的诸神中间，以环绕后羿的神话最有叛逆的特色。神话说当尧之时，天上十日并出，草木不生，民无所食。后羿原是天神，奉帝命而降大地，以箭射落九日……后来他爱上洛水之神宓妃，射瞎宓妃丈夫河伯的左眼，被河伯上诉于天帝，而失败于天帝，这时的后羿已是叛神之神了。成为叛神的后羿不能自由上达天都，他西上昆仑取得不死之药，但是不死药带给后羿另一个更大的悲剧；他的妻子嫦娥因为不死的诱惑背叛了他，偷吃不死之药，飞身入月。后羿最后死在他最心爱的学生逢蒙的桃木杖下。逢蒙认为天下能胜过自己的唯有老师后羿，所以设下埋伏，杀了后羿。叛神、叛情、叛师，古代后羿的神话是由叛逆而组成的悲剧。
古代神话中的诗情、悲剧、叛逆，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人文意境，存在于后世无数中国人的思想之中，个体自我的成长使它已不再浮现神话所含有的原初隐喻和象征，它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意义。
在这种人文特性的笼罩下，这种叛逆思想在文学上一般衍化为两支系统。一支是作为“士”的知识阶层的情感流露，大都体现为诗词创作常以“佯狂”的形象出现，流露出一种愤世嫉俗、不与黑暗现实合作的自然情绪；而在具体的文化规约下，这种倾向又大都有“隐者”的因素，回归自然是这批人所共同具有的美学理想。另一支主要体现了市民精神，尤其是进入明代以后，这种市民精神又主要以爱情婚姻的题材出现，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许仙与白娘子的民间传说等。
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士”的文化与市民文化一直处在相互影响之中，清代的《红楼梦》可以说是融合了当时中国的各种思想精神，其流露出的叛逆精神就很难用某一简单的概念加以框定。
这种人文意义的逐步加强，固然明确了文学的特指内涵，但随着知性原理在思想方法上的占统治地位，所观照出的世界也逐渐演化为一个价值的世界、一个有序的世界、一个善恶可辨的世界。这在美学上，反而丧失了神话所体现出的那种原初的混沌与无序，那种更有审美意义的叛逆悲剧。
在美学上，比较接近于神话的，有古典小说《封神演义》。其中哪吒“剜肠剔骨，还骨肉于父母”，除了表示“好汉做事好汉当”外，还意味着对亲情的割舍，在当时的道德文化中，确是一种大胆的叛逆。最富悲剧意味的还是纣王的儿子殷效，殷效的母亲因纣王而死，要报母仇就必须杀父，可是他又是殷王的太子，如果要维护殷商的江山，就必须助父抗周。结果终于叛师，违背了答应师父的诺言而抗周，最后惨死在太极图中。这幕悲剧展现出一种人的不可选择的叛逆结果，应该说具有极为震撼人的美学力量。
神话是集合了许多无意识活动的群体思想，具有人类更多的普遍性。后世的文学在具体文化的规约下，则呈现出它的特指涵义，因为文明社会的价值判断逐步加强，社会要求代替了人的自然情欲，在知性原理的分割下，逐步丧失了神话所具有的那种原初的隐喻和象征。
（摘编自蔡翔《叛神世界》）
材料二：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摘自鲁迅《神话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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