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中国逻辑和印度逻辑是东方逻辑思想的两大源泉。东方逻辑起源于作为逻辑应用的论辩，并具有把这种应用贯彻始终的特点。
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邓析、惠施、公孙龙等人就以“辩”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探讨了与“辩”有关的诸多问题，并逐渐形成了名辩学派。惠施的“历物十事”和辩者的“二十一事”，公孙龙和荀子的正名学说，韩非子的“矛盾之说”等标志着名辩学的兴起。尤其是后期墨家，集先秦名辩学之大成，完成了中国逻辑的标志性著作《墨经》，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被称为“名辩学”的逻辑学体系。简言之，东方逻辑研究以名、辞、说、辩为主要内容，偏重于名辩的应用，不同于西方那种面向抽象理论的论辩研究，是一种偏重于论辩在实践中应用的应用逻辑学。它彰显了论辩应用的自觉意识，催生了东方逻辑并伴随其不断成长，构成了东方逻辑沿着应用型逻辑发展道路前行的主旋律。
③西方的逻辑推理以几何学为摹本，建立在追求真理的理性主义基础之上，而东方强调的是在经验研究中如何运用名辩推论去正名，以明辨是非，说服对方，在一系列隐晦的推理中直接深入到经验性实在的本体论基础。因此，它强调的是对“穷理致知”的尊重，重视经验和实践态度。如：
宗（论题）：此山有火。
因（原因）：以有烟故。
喻（例证）：如灶——并非如湖。
合（应用）：此山亦如是。
结（结论）：故此山有火。
④在西方推理中，喻例是多余的。但东方古正理派认为，这五支缺一不可。原因在于，只有具备五支才能获得“第三次的知识”。“第一次的知识”是看到灶中的烟与火，从而知道烟与火的联系。“第二次的知识”是看到眼前此山中的烟。“第三次的知识”是联想起烟与火的（因果）必然联系，从而知道此山有火。东方逻辑学既把喻例视为必不可缺的，因而它必然否定在找不到喻例的情况下进行推理的可能性。
⑤西方逻辑的特征之一是形式与实质的分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二者关系。东方逻辑中固然有关于形式的初步研究，如《墨经·小取》中有侔式推理，但中国逻辑更重视形式真与实质真相结合的研究。如果不从二者结合的角度考虑，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如“白马非马”那样的论辩。若单从形式角度分析，“白马非马”显然是诡辩，但是，若从形式真和实质真相结合的角度分析，“白马非马”这个命题则可以自圆其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里的“非”是“不等于”的意思。中国思想家所考量的难点在于，“公孙龙了解的是一般的马，而他的论辩对手想到的白马，是一种特殊的马”，“属”“不等于”“种”，这是辩者建立“白马非马”论的真正基础。也就是说，从形式真和实质真相结合的双重角度看，白马“不等于”马，因此，“白马非马”。
（节选自任晓明《东方逻辑的特质》）
材料二：
①西方逻辑在其发展中特别注意引进人工符号语言，特别强调建立形式系统和公理系统，可以说，西方逻辑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逻辑向完全形式化、公理化方向发展的过程。
②西方逻辑的发展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之特点？从文化的视角进行探析，在于西方崇尚求知的传统文化精神。在古希腊，人们把求知当作人类的一种本性，人们追求知识，不以任何功利、实用为目的，纯粹是“为知识而知识”。这种崇尚求知的文化精神注重向周围的客观事物作究根究底地探索，把哲学与科学从神话中解放了出来并为之营造了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这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地探讨自然、人事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某一问题，人们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论证。
③西方崇尚求知的文化精神强调怀疑、批判与超越，这使得人们在知识问题上敢于拒绝一切个人的和历史的权威，勇于拓荒觅径，追求创新。西方崇尚求知的文化精神还注重理性的完善。在古希腊，人们推崇抽象与演绎，并认为这种能力可以为知识建立一种普通的原则。基于此，人们把理性的内在的完整性当作知识的最高标准，要求一种知识必须具有结构上的完备性，推导程序的严格性和规范性，以及表达上的准确性。这种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强调分析，追求精确性与确定性，致力于从某个初始的命题出发，按照一定的形成规则而推导出确定的结论。
④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注重致用、讲求实效，在思维方式上重直觉轻论证，好综合而恶分析，善于类比而拙于演绎，崇尚经验、先哲而怯于怀疑、批判与超越。这使得中国逻辑从一开始便“为实践的目标所限制”，一直没有获得独立而又系统的发展，也无力走上形式化、公理化的道路。
（节选自赵发海《西方逻辑发展的特点及其文化探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