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我国古代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即按照一定的义例，通过选择特定称谓或在叙述时使用某些字眼，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的表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征实和劝惩的目的。它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居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曲笔”的一面。
春秋笔法作为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传统，来源于据传为孔子所编纂的《春秋》。左丘明把它概括为“微而显，智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意思是，《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文字简约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汉书·艺文志》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集，《春秋》则开启了私人著史的先例。它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褒贬劝惩，各有义例”，有时一字暗含褒贬，由此形成了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左传》，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精神，在叙事中敢于直言不讳，往往以“礼也”“非礼也”来评判人物或其行为，表现了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它的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不少地方揭示了权势者暴虐淫侈的行为，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春秋》中对“郑伯克段于鄢”一事的记载，集中体现了“春秋笔法”的特点。对此《左传》解释：“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意思是说，由于段未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就没有用“弟”这一称谓。而由于他们像两国君主一样交战，所以郑伯对段的胜利也就称之为“克”。称“郑伯”，不称“庄公”，则是讥刺他没有尽到教育兄弟之职责。同时除掉共叔段是郑伯的本意，共叔段也是被赶走的，不是主动出奔的，所以也不言其“奔”，同样有责难庄公的意思。由此可见《春秋》用笔之精细，而《左传》也继承了这一叙事的特点。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往往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标准的历史叙述笔法，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有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曾因直书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兄弟三人接连被杀。董狐冒着风险写下“赵盾弑其君”，因此孔子称赞他，后人推崇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为后世正直史官所继承，成为我国古代最崇高的史德传统。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中，对中国史学“奋笔直书，彰善贬恶”的优良传统做了深入的论述，在他看来，“直书”就是要善恶必书，不虚美，也不隐恶。他称赞了历史上那些“仗义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史家，认为正是他们敢于“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精神，体现了历史的公正无私。
（选编自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教师用书》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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