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新冠肺炎疫情使这一变局加速推进，中国在这一时代变局中挑战与机遇并存。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环境，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环境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这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并未动摇。所以内循环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备份”我国。
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被动推动第三次城市大洗牌。外贸受阻，一些明星城市顿时黯淡。4万亿救市计划，大量项目出台，让内陆城市受益不少，“强省会”抬头。内循环的伏笔，早在那时就已经埋下。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暗线：美联储以降息作为应对。北京、深圳、杭州借着低息资本的流入，实现产业升级，成为最大赢家。这也是我国“备份”我国，以及第四次城市大洗牌的关键。
（取材于李俊、橙子辅导相关文章）
材料二：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每个国家都非常需要经济“外循环”，通过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来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这是经济“外循环”的优势。但是，经济“外循环”持续的时间越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就越是严重，因此发展经济“内循环”非常有必要。与以前“扩大内需”的提法相比，“内循环”显然更加动态、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因此，从2020年起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将变为消费和投资“双轮驱动”，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逐渐向内需与出口并重过渡，国内供给和需求形成良性循环。“内循环”或将成为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也将成为资本市场映射的产业趋势。
世界对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形成了五种压力、五个坐标面的变化——第一，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我们的出口碰上了天花板。第二，从2006到2015年，中国的出口突飞猛进，这10年WTO里的各种贸易纠纷案件，1/3是跟中国打的。第三，从2012年以后中国整个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一倍以上。第四，油电煤气运包括城市土地成本都提高了很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第五，生态环保的压力增加，对环保的治理成本也大大提高。
面对这些变化，中央审时度势，从2013年提出了“新常态”，2014、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了过去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状态，转化为供给平衡的状态，多余的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一套循环措施出来以后，中国的经济其实就在往内循环方向走了。
（取材于黄奇帆、孟凡君相关文章）
材料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起飞与繁荣很大程度是依赖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引入了国际资本、先进制造技术、现代管理方式及市场化观念，而且让中国最为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并进入国际贸易的分工体系，促进了中国经济与全球接轨。
不过，到现在为止，与美国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相比，中国的内需扩张只能是在有限的程度进行。14亿人口当然具有无限大的市场，但这更多的是潜在市场或潜在的消费力。中国居民的消费力与北美国家相比，存在巨大的差距。中国的城乡差别、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差别、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力的差别都很大，有些农村居民刚刚从贫困线上走出。如果没有重大制度改革，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让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全面提升，他们的潜在消费力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力的。
还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外向型经济是在逐渐调整，但其代替的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并以此来拉动中国GDP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以房价快速上涨及居民负债快速增加为代价的。目前房价高的城市，许多居民每月收入还了住房按揭贷款之后，可支配可消费的收入非常少。同时由于住房价格是一种社会财富分配机制，而价值高的住房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这必然会让整个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力相对水平越来越低。中国的“内循环经济”是建立在中国居民消费力不足、经济房地产化、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等基础上的，这些问题不解决，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体系难以确立。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重大制度改革，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所以，要建立中国的“内循环经济”体系，有人认为应该以确立内需体系、解决三农问题及加快科技创新为突破口。但无论是三者并进，还是单头进行，要取得重大进展，都得以市场法则为依归。“内循环经济”的确立，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市场化体系能否成熟，市场能否成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并以市场法则来化解中国生活中一系列的中长期问题，否则“内循环经济”可能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摘编自易宪容《内循环经济的实质与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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