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要树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诗词价值观。我们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诗词和诗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诗词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诗词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诗词工作者的天职。不能热衷于“为艺术而艺术”，不能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诗词艺术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
我们要树立创作优秀作品的诗词价值观。优秀作品就是“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诗词作品，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诗词作品。能不能写出优秀作品，很大程度上要看创作者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我们要树立“讲品位、重艺德”的诗词价值观。诗人应当努力“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诗词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诗人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这样才能“以德服人、以文化人”。
总之，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诗词价值观，促进中国新诗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周文彰《应该树立什么样的诗词价值观》）
材料二：
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底蕴是否深厚，在于其积累和创造的厚度，在于代表这种文化见证的大师的高度。自然科学和纯粹的社会科学可以归入文化之中，但是，最为灵动、与人类心灵最具感应性的文化形式，却是文学和艺术，如早期神话、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以及后来演进分化而成的诗歌，戏曲、小说、散文，音乐、绘画等形式。而诗歌又是文学艺术中的最具有精神气质的部分，也是最前沿的部分。诗人，尤其是最杰出的诗人，是最具有创造性追问和真正沉念力量的那种人，他们特别敏感于经验到一般人通常一味否定的东西，像一个异乡人来访那样，敲开我们封闭的门。海德格尔因此说：“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的道说。”一个民族有了时代性的杰出诗人，有了具有社会担当的责任感的诗人，我们对之莫不肃然起敬，例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普希金、印度的泰戈尔等。
中国新文化的先锋——新诗人，本来也要负起击溃“黑暗的贫困时代”、荡起我们中国当代人敏锐精神的责任。我们的新诗人也做了许多这样的努力。可是，也许是因为特殊的机缘不够，中国新诗一直挣扎在泥沼之中。那个穿透重重迷雾，“用野性的语言将我们从心灵的昏睡中引导出来”的汉语诗人，至今没有出现的迹象。这种诗人的缺席，越来越成为嘲弄中国当代文化的巨大的间隔。
中国新诗是从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但它一起始就被新文化旗手们打上了副产品的烙印。中国新诗的兴起只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附带部分。最早的中国新诗首先不是为诗歌自身而诗歌，而是为了树立白话文的旗子。新诗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副产品，被刻意服务于文字革新，最终服务于思想革新。新诗是在被当作工具般对待的压制中艰难地生存发展的。新诗人永远是现实控制式生活中受到严密监视的一群。
中国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发动它的目的，原是要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充满生机和现代精神的新社会。但是这场运动以及其持续而来的社会运动虽然有良好的初衷，结果却产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追求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其真实着手处，并不是通过文化革新为中国摆脱落后、奠定文化基础，说到底，是以思想和政治革新为主而以文化建设为辅的。
正是因为如此，从新文化运动发源的中国新诗，一开始就被视为思想革新的工具。五四时期写新诗的人，包括郭沫若、胡适等在内新诗的旗手，大多数有意识地追求有所谓政治意义的新诗写作。如郭沫若的“女神”，充满了浪漫气息，但不是诗歌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新诗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让我们共同努力，促进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匡南《中国新诗的问题及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