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房子
沈章明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先后居住甚至亲手营建过好几处房屋。它们不仅是一代文宗的栖身处所，更是其人生理想的具体化。
苏轼十分眷念他少年时的家园，思念之情终生不灭。嘉祐四年（1059）他赴京应试，还没有离开就开始思念家乡。二十年后，身陷御史台狱，眼前的竹与柏不断勾起他的思乡深情，忽而吟咏“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忽而回忆“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出狱后，苏轼赶赴贬谪地黄州，路上的皑皑白雪再次激发起乡思：“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南轩位于眉州纱毅行，苏洵将其命名为“来风轩”，苏轼却称它“南轩”。南轩可爱，南轩所在地眉州也非常可爱：“稻熟鱼肥信清美。”苏轼喜爱这里，不愿外出。人到中年，他还在感叹“嗟予少小慕真隐，白发青衫天所械”。“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他无法理解那些准备或已经移居外地的乡人，“怪君便尔忘故乡”。
宦游在外，归家无望，南轩再好，也只能在回忆、梦境和诗文中出现。苏轼不得不压抑乡思，别求居所，甚至亲手建造房屋。
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官俸微薄，生计艰难，糊口靠开荒，住房也要自己造。元丰五年（1082），雪堂建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然而，它又不仅仅是栖身处所，“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具有“八荒之趣”，可以“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便性、适意、寓情。显然，雪堂还承载着苏轼的诗意与梦想，象征一种非典型的中间化生存状态。苏轼被贬黄州，只希望在雪堂中经营高度艺术化的生活。他模仿白居易，在东坡种花种菜，自号东坡居士；又模拟大自然，将茫茫雪色涂抹在茅屋四壁，昼寝其中，隐几晏坐。
苏轼在《雪堂记》中坦承，自己无法像老庄和佛教徒那样免除智慧、身心和声名之累，不能遨游在一切羁绊和边界之外。他接受羁绊，信奉辩证而中庸的生存策略，在人生的有限性中寻找希望，开辟一条通向诗意人生的中间路线，提炼出一种审美原则，即承认不完美，坦然表现这种不完美。
这种观念形成于雪堂落成之时，此后又随着居处地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十四年后，苏轼在另一个被贬谪的地方惠州买地筑宅。此时，他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轼来到惠州，居住于合江楼。这里是接待朝廷官员的地方，被贬的官员不宜久住，故而于十八日迁居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因表兄程之才的关照，回到合江楼。表兄离任后，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次迁居嘉祐寺。忽东忽西的迁徙，并没有给苏轼带来多少负面影响，他淡然表示“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心态开朗，白鹤峰新居也就不再像雪堂那样封闭。这座宅院有房二十间，正厅是“德有邻堂”，书斋名“思无邪”。从命名上看，丝毫不见谪居者的愁苦情绪，也没有暂时寄居的潦草和敷衍。“书斋里开有宽大的窗户，推窗一望，几百里的江山烟云尽收眼底，好像是镶嵌在墙壁上的巨幅山水画。”（莫砺锋《漫话东坡》）属于私密空间的卧室也不封闭，“挂落月于床头”，积极融入自然山水。与左邻右舍的关系更是融洽，与他们共用水井，甚至爱护他们的鹅鸭。总之，这座新居既亲近人间烟火，又亲近自然，充满了不同于雪堂的诗意。
美好的诗意总是被粗暴侵扰。三个多月后，苏轼再次被贬，不得不告别新居，来到海南。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苏轼只得在城南桄榔林买地建房，新居就叫桄榔庵。这里狭隘低湿，没有了雪堂的纯洁，也没有了白鹤峰新居的闳敞，苏轼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一边入乡随俗，积极适应当地的生活，一边追和陶渊明诗，求取内心的安宁。“和陶与效陶帮助了苏诗‘老境’的形成，特点是清新晓畅，以外表的平淡包孕了内在的紧张丰富。通过风格上的‘回归’陶潜，苏轼宣布完成了生命向原始的自在状态的回归。”（杨治宜《“自然”之辩》）身处蛮荒之地，步入晚年的苏轼孤独无助。他用追和诗歌的方式与陶渊明定交，虚拟一番番晤对，一次次长谈，建构内在的乌托邦。
这是一所无形的房子，安放诗人那寂寞的心灵。为了建造这所房子，苏轼几乎穷尽一生的力量。黄州时期，雪堂求道，建造了根基。到了惠州，渐成规模。来到海南，终于宣告落成。在《白鹤新居上梁文》中，苏轼把惠州视作更早之前的故乡。这种家园观已经与黄州雪堂时的家园观有所不同，然而犹有所待。到了海南，写作《和陶归去来兮辞》，自称“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家园观念彻底变化。
苏轼终于从承认有限性而进入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在迁居桄榔庵的当天晚上，他听到邻居家的儿童读书，开心不已，急忙找出书与小儿郎一起诵读。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苏轼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惠州、海南都变成故乡，“江山故国，所至如归”，他已经打破界限，获得真正的自由。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