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饿了么”的全职骑手2017年月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能力出众的“单王”月收入甚至可达3万元，这已远超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者的月均薪资。据报道，2018年富士康工人月平均工资为6000元，更何况普通制造业工厂根本拿不出富士康这么高的工资。结果就是：人往高处走，制造业则招不起人。
外卖骑手平均年龄在26-30岁之间，35岁以下占近70%。富士康27万名员工中，30岁以下的员工占到59.65%，看上去还算和外卖行业旗鼓相当，但相比2012年，青年人的比例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不能吸引年轻人是对制造业的致命打击，一个失去年轻人的行业将会如同一潭死水。
不妨参考一下美国的情况。1970年后，美国传统制造业所在的“铁锈八州”人口增量严重放缓，反倒是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三州人口激增。“加德佛”三州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此次人口大迁移，其实是就业人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结果，被称为“服务业革命”。因此，外卖行业从制造业抢人，从本质上说，属于中国式服务业革命中的一个具体场景。
（摘编自吴晓波《为什么几百万中国年轻人愿意送外卖不想去工厂》）
材料二：
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从根本上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根据对国内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技术应用对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的替代率为19.6%。在技术迭代的形势下，外卖员成了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由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
受疫情影响，今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明显，但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各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的空缺岗位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2.0。尽管如此，收入相对较高的技工，依旧很难成为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从一个基层劳动者的角度看，在大致相当的薪资区间，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递外卖员，花费更高的培养成本、冒着更大风险去学习高级技工，则显得投入产出比太低。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专业技能的快递外卖员们，也很难找到快递行业之外的工作。
从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的年轻劳动力就业确实在萎缩，新经济下的新兴服务业更能吸引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更重视工作性价比、岗位尊重、工作环境等因素，工厂要想留住年轻人，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提升。
（摘编自赵一苇《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中国的制造业怎么办？》）
材料三：
最近，“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去工厂”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些媒体将某些工业生产厂家的用工荒与外卖送餐骑手数量迅速增长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表面看似有理，实际上不合逻辑。
在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流向体现了市场的价值取向。外卖送餐骑手巨增和工业生产用工荒，是正常的市场现象，是劳动力市场流动和选择的结果。那些“宁愿……也不……”式的思维，其实还是受另一个非市场的价值标准支配着，这种认为去工厂高于当骑手的价值取向是那么令人不安。
然而，市场的无形之手正是通过配置资源来不断提高市场效率的，配置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提升劳动力市场价值的过程。工业生产用工荒，实际上反映了工业生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值倒挂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不能在减少外卖骑手的数量和收入上打主意，也不能在其他行业制造挤出效应以迫使劳动力转向工业生产行业，而只能顺应劳动力市场的行情，要么给劳动力以应有的价值，要么转业。那种“给6500元月工资还招不来一个成衣厂普工”的说法就多少显得矫情。6500元还招不来工，说明一个普工的劳动力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当然，个中原因并非仅仅是用工者付酬问题，更多的是整个市场价格信号体系以及税收、劳工保护、社会管理等体制性问题，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理由所在。跳出“宁愿……也不……”式思维，才能找到工业生产用工荒的症结。
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作为新业态的组成部分，外卖送餐行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前景看好，社会效益也同样很好。不能将这种市场现象与用工荒对立起来，进而做出损害外卖行业发展以补救工业生产用工荒的蠢事。
在经济发达国家，城市街道或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中，快递车辆几乎抬眼可见。流通产生价值，流通实现价值。外卖送餐骑手是物流行业的劳动力，物流业是工业生产的延伸，是工业产品实现市场价值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外卖送餐行业发展迅速，说明其找准了市场需求，其结果是极大地扩容了餐饮市场空间，既提升了市场效率也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相关数据显示，仅美团外卖一家的日订单就达2400万，维系着360多万家商户和60万外卖骑手的生计，三成骑手月收入5000元以上，此外去年还有200多万兼职外卖骑手从平台获得了收入。这样的市场规模，吸引那么多“宁愿”的年轻人，奇怪么？
（摘编自光明网评论员《为什么有人惊诧于年轻人宁愿送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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