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国维先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拉美文学主导性的体裁是诗歌，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长篇小说就成为拉美文学最有力的代表。诗歌能抒怀咏志、唱出个人的声音，而小说则能讲述民族的寓言。在拉丁美洲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一种新的拉丁美洲共同体意识逐渐成形，这种意识影响到文学，同时也被文学所塑造。
拉美新小说讲述的不仅是一地特有的故事，更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故事。例如在《百年孤独》中作为拉丁美洲象征的小镇马孔多，第一次见到火车的居民只能以“一个吓人的东西，好像一间厨房拖着一个镇子”来形容这一现代发明，它既是进步的许诺，又似不祥之兆。对于他们来说，火车如同神话般魔幻。从这个意义上说，“魔幻”意味着欠发达，意味着尚未祛魅的状态。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们讲述的，就是当时生活在欠发达状态中的拉丁美洲人所经历的欢欣与苦难，他们一次次被点燃又一次次被浇灭的希望。
当然，“魔幻现实主义”不等于当时拉美小说的全部。这些拉美故事不断突破小说自身的界限，或与其他艺术形式有所联系，或邀请读者一起向传统的小说阅读方式发起挑战，它们意味着新的结构、新的语言。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读起来就像在观看墨西哥现代艺术家创作的巨幅壁画；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更为大胆，让读者自己去选择章节的阅读顺序。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家无穷的创造力和拉丁美洲人民不竭的生命力。这些力量的积聚，要突破小说固有的边界，要释放太多的能量。
从20世纪70年代起，拉美文学就难以复制那种划时代作品集中诞生的热闹场面了，但其余波仍久久未平。在文学后辈们，如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中能明显看到《百年孤独》的影子，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也带有《跳房子》的痕迹。60年后回看，这就是拉美文学的“走出去”，是拉美作家以饱含原创性的精神、跨越国界和大洲的眼光与气度，尝试了小说创作的新的可能性，实现了拉美小说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这也是拉美“文学爆炸”在热闹过后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经验遗产。
（摘编自张伟颉《六十年后，拉美“文学繁荣”再回首》）
材料二：
新时期作家对马尔克斯大规模的学习借鉴带来文学魔幻写作的繁盛，也必然带来“影响的焦虑”和“同质化”的隐忧，这使作家们对亦步亦趋的“魔幻”写作心怀警惕，并极力追求魔幻创作的独创性与个人化特征，获得文学创作的超越与突破。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认为诗人对其先驱者的态度，是一种爱与恨相交织的焦虑，感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已经被前人表达过。中国作家的魔幻写作也始终伴随着这种“影响的焦虑”：面对悠久而深厚的中国魔幻文学写作的历史与传统，面对成就巨大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中国作家的魔幻写作还有创新的可能吗？作家又如何才能超越双重的“影响的焦虑”，实现创新与突破？
莫言早在80年代就曾表示要逃离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两座灼热的高炉”，去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他用强大的现代意识去覆盖传统，用外来的技法去书写中国经验。他并不因为“影响的焦虑”而排斥中外经典的影响，而是在接受中外影响之后通过纳入现代意识与中国经验而获得超越、实现独创。最终，莫言通过拉美文学经典的技法与中国经验、现代意识的融汇整合，创造出融鬼怪故事与超验感觉为一体的“东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魔幻写作不仅一直处在“影响的焦虑”中，也日益面临着同质化危机。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文学过度‘马尔克斯化’”。这表露了人们对于同质化创作的警惕和担忧，也表达了人们对中国文坛的“马尔克斯模仿秀”的不满。
那么，中国文学的魔幻写作如何才能保持自我个性而不被同化？中国文学的魔幻写作该如何应对同质化危机？
中国作家在魔幻写作中要保有自我，创作要自成一格，就必须与马尔克斯等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保持一定距离，特别要警惕跟风式的写作。只有当作家怀着高度的创作自觉性，才有避免魔幻写作同质化的可能。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思想匮乏、为“魔幻”而魔幻的文学写作，当代文学的魔幻叙事应该注重文学的精神内涵与形式技法的统一，否则，必然“跑偏”走入创作困境。
我们要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要尽力保持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区别的异质性因素，从而保有中国文学的独特个性。我们深信，只有在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之间、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态势，中国当代文学的魔幻写作才能摆脱“影响的焦虑”与同质化的危机。
（摘编自曾利君《马尔克斯与中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