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梁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词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结构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近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作“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材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遂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梁思成《中国建筑的文法》）
材料二：
80多岁的吴良镛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中国不能成为西方畸形建筑的试验场，动辄造价十几亿、几十亿的“这些建筑将成为时代的‘伤疤’，永远记录下我们的伤痛”。
采访中，吴良镛总是笑呵呵的温和模样，但这样一位谦和老人也有怒发冲冠的时候。“在西方往往只是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出现的畸形建筑，现在在北京及其他少数大城市真正地开始盖起来了。畸形建筑结构动辄多花费十亿、十几亿、几十亿，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2005年，中国工程院举办的工程科技论坛上，吴良镛的发问语惊四座。“这些建筑将成为时代的‘伤疤’，永远记录下我们的伤痛”。
看着许多城市，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合理、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吴良镛既痛心又无奈。他揪心现在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他认为出现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
这当然不是建筑师以一己之力可以改变的。在与一些现实问题和错误交锋的过程中，虽然不能每次都赢，但他绝不轻言放弃。建设部举办各种专题会议，很多城市邀请作规划指导，吴良镛都会千里迢迢赶到会场，畅所欲言，据理力争。
“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西方的先进东西你还是要吸收，另外一方面，本土的文化、传统的优秀的遗产要继承，发扬。这是文化的根基。”吴良镛告诉记者。
“从建筑师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建筑师无疑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建筑师无此才能，而是失之于方向的不明确。中国建筑师必须明确，建筑形式的精神要义在于植根于文化传统。”吴良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