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学者散文是指学者创作的散文,也包括具有学识与学养的“学者型”作家写作的散文。学者散文在表达上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但其思想本质是理性的,应当具有启蒙性。
学者散文是否具有启蒙性,首先看学者散文是否有深刻的思想,是否表现了文化批判的深度与力度。学者在散文写作前,要先建立认识与洞察世界万物的理性,一种自觉的批判理性。离开了理性的法则,也就抽掉了文化批判的灵魂。学者面对自己言说的对象,必须将自己“介入”文本,发表自己的立场观点,抒发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尤其在大众审美取代文学审美、作品变成商品、审美价值发生偏移和混沌的当代,学者散文的作者应该比一般散文家多一层理性思考,多一层理性的穿透,多一层诗性的智慧,用自己的学养和学识理性穿透历史时空,有针对性地去阐释各种各样的文化症结。然而,当代学者的散文创作似乎缺失了这种文化批判的理性,就文学学者的散文来说,经常见到的是复述式(复述著述内容)、抚慰式(友情慰问评点)、赞美式(浮夸溢美肯定)、棍棒式(主观武断否定)的批评。
这类散文缺失客观公正,与理性的文化批判相去甚远。作者的自我形象被自我遮蔽或者说自我被屏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作为的悲哀。
“干顸”自我,是学者散文启蒙性的另一个方面。对自我进行“干预”,就是鲁迅所说的“自我解剖”,这对学者散文尤为重要。严格说来,自我解剖最重要的是要会批判自我“国民性”中“瞒”和“骗”的阿Q性。鲁迅对友人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他将自己的“国民性”称之为“毒气”与“鬼气”。巴金将个人“国民性”中丑陋的东西,比喻为自己身上挤出的“毒疮”与“脓血”。鲁迅与巴金将本真的、赤裸裸的自我灵魂交给读者,这为文学史树立了严格自我解剖的典范。两位作家分别在“五四”和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之中,率先提出启蒙主张并自我践行,都是为了批判全民族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而使整个民族通过启蒙觉醒过来。
(摘编自吴周文《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
材料二:
从散文本体的角度看,学者散文是散文的正宗,也是散文文化精神的有益实践,它代表了当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首先,中国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即先秦散文,便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杂文学”,学者散文的一个文体特点便是“杂”,其中既有记叙描写、介绍说明,也有历史哲学、小说和诗歌、戏剧的因素杂糅,这正好对接上了先秦散文的源头。其次,散文的本质是自由自在、不拘一格、“法无定法”,而以“聊天体”“闲适体”为主要文体特征的学者散文,正好符合散文的本体。最后,散文的生命是真实,而学者散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真实、坦诚为原则,他们拒绝虚构,也不屑于粉饰雕琢。总之,正如巴金所说,他们是把心交给读者。正是这种生命本真的投入,才使学者散文受到广泛的欢迎。笔者以为,学者散文在文体上的自觉,对于当代散文中出现的空疏空洞、虚假做作、抒情泛滥,以及人格分裂、文道分离的创作倾向,无疑能起到正本清源、匡正风气的作用。
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打通了古今散文的文脉。学者们的创作自由自在,率性任心,不受任何规矩的束缚,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体自觉。还应看到,学者散文贴近散文本体,它不但可以促使当代散文摆脱唯抒情的羁绊,拓展当代散文的文体天地,而且有助于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将文体的意义直接与文化自信相对接,从而使散文写作更具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
(摘编自陈剑晖《学者散文与文体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