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6世纪至前3世纪，中国各地区文化逐渐融合。商周以后，中国北部已有强大的文明，将其他族群、阶层纳入同一政治、文化秩序。春秋战国接续已经发轫的动力，扩大了这一秩序领域，中国文化的特色，此时也呈现出来，此后又有两千余年成长。同时，中东地区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两个文明，则由盛转衰，后被边陲的波斯与希腊取代。两河、尼罗河流域本是颇有活力的文化核心区。但没能走向庞大持久的文化圈，却从此以下，分分合合，终于淡出历史。
究其原因，两河地区北有高山，南有沙漠，难以逾越；其它方向通路狭窄。埃及在尼罗河谷地，两侧皆山，外面不是荒漠就是石碛山地。两河与埃及之间还隔了一个大沙漠。是以两个古代文明虽有接触，却不能密集交流。此间之征服者，只能马上取天下，而不能有文化的涵化力，将不同文化系统融为一个可大可久的核心。而中国长江、黄河两河中下游代表的南方与北方，形成各自的文化特色，又因彼此密迩而交流频繁。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经常接触，又不断抗衡，最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融合为一。
再者，中东地区各地方的文化各自发展了独特的文字系统。两河的楔形文字、埃及的图像文字，造字原则完全不同，始终无融合的可能。而中国地区只出现了一套文字系统。它在新石器时代即已肇端，于商周时代一系相承。南方文化与北方交会时，南方可能并无文字，于是接受了北方的文字。战国列国出土的文书，虽有歧异，大体相同，属于一系中国地区单一的书写系统，这与其文化的融合关系密切。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之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材料二：
中国文字出现的历史当属世界领先。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产生于5500年前，埃及的象形文字产生于4100年前。而随着中国考古不断的新发现，汉字的起源时间一再被提前。夏朝有没有文字，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是许多夏王朝纪年范围内刻画符号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如二里头文化刻画符号、陶寺文化朱书陶文等，有的已具有类似文字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夏代至少出现了文字的萌芽。
由甲骨文肇源的中国汉字具有连续性和使用时间长的特点。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到公元前四世纪随着波斯王国一起消亡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到公元前五世纪也灭绝了，后来的埃及文字没有将其传承下去，以至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长期得不到解读。而甲骨文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它与后世的文字传承关系十分密切。
中国汉字还对周边国家文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文献记载，中国汉字在秦汉年间传入越南，并长期使用汉字至十三世纪才有本国文字──喃字，直到十五世纪时，喃字才完全取代了汉字。汉代初年汉字传到朝鲜，直到李朝初期依据中国音韵，研究朝鲜语音，创造出朝鲜文字，并于公元1443年公布使用，朝鲜才有了自己的文字。晋朝初年汉字传到日本，至今在日本语中常用的汉字仍有1945个。而其他早期文明古国，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绝迹较早，其对周边国家文字的影响无从谈起。
(摘编自李雪山《甲骨文与中华文明的传承》)
材料三：
秦王政，循秦国三世经营征伐，从公元前230至221年，十年之内，吞灭六国，终于统一了当时中国文化涵盖的地区。在他治下，确立了郡县制度，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
若从战国时代的形式来看，中国的统一是必然的发展。孟子早已有了天下终究“定于一”的观念。当时六国，都有兼并宇内、统一天下的野心。政治的统一与文化的统一，又是难以分割的平行现象。春秋战国，经过各国间密切的接触与交流，中国的文化已经逐渐成形。百家争鸣，显示知识分子已汇合成为一个社群。考古资料显示：各地工艺，虽有地方性的特色，基本上差别不大；各国文字，从出土的简牍与铭辞看，也呈现大同小异的现象。秦始皇统一文字，不外标准化而已。
秦帝国的本质，仍然是秦国的延续。秦始皇自择“皇帝”的称号，只是将周代的王号升了一级。皇帝秉承天命，仍与天子受命的观念相当。秦代的地方官吏，多以秦国的军人担任，这是征服，不是包容。始皇出巡五次，于中原地区，只是路过，其行程重点，都在边缘地带：陇西、碣石、会稽——似乎都在确认帝国的边界。秦筑长城，绵延北疆，也是确认边界的意义。凡此诸种现象，显示秦帝国是一个有边界的政治体，还不是真正的包有六合的普世天下国家。
真正的普世天下国家，比如古代的罗马、波斯，以及此处讨论的古代中国，是指当时观念中把全部人类世界都当作一体，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主权的委托，而没有主权的分割。在当时的观念里，天下国家是从天边到天边，其中只有统治权的顺位，没有边界的区划。从传世琅琊刻石的铭辞看，秦始皇又自居为六合之内的共主，“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隐含了四方、四海诸意，代表了天下国家的观念。这些观念，将在汉代有着更为具体的发展。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之普世国家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