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这片总人口超过14亿的土地上，很少有一个人的逝去会像袁隆平那样，引发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哀思。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病逝，享年91岁。
此前十年，袁隆平指导的超级杂交稻亩产首次突破900公斤。2011年12月袁隆平和作家易中天有过一场对话。当时袁隆平向易中天描述自己的愿望，说想要水稻比高粱还高，穗子比扫帚还长，穗粒有花生米那么大。
“很少的土地，能产很多的粮食，多出来的土地种经济作物，穷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是语文教科书上的“杂交水稻之父”，他的生命，是共和国从孱弱走向强大这一进程的历史切片。而凝结在一束稻穗上的，有科学家个人对生活的热望，对真理的信仰，同时兼有举国体制带来的庞大力量，显现在时代细微之处的善意。
“国家的支持”，不仅是意志上的支撑，而是一连串实际的措施。在其他国家纷纷折戟的“三系配套”阶段，中国能够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地区协作。这是一场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全国性科研会战，目标是以“野败”为雄性不育材料，得到能够配套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以及恢复系。
2009年，新华社曾总结发生在1973年的杂交水稻攻关带来的粮食产量变化，那是一串奇迹般的数字：
1976年，全国粮食总量达到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
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篇，2011年袁隆平与易中天的那场对话中。
在袁隆平描述完自己的“禾下乘凉梦”后，易中天接着问他，梦若成真，我们的粮食都吃不完了，全体中国人民都富起来了，那时候干吗呢？“搞文化娱乐，搞精神文明。”袁隆平说。
（节选自《好好吃饭的每一天，我们都想您》）
材料二：
三次水稻育种革命，带动中国水稻单产水平不断上升。（下图中间线上文字从左到右依次是“系统资料、杂交育种、杂优利用（三系）杂优利用（二系）设计育种”）
（资料来源：中国杂交水稻数据库，国家统计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材料三：
袁隆平去世消息得到确认3小时后，载着他灵枢的车队自湘雅医院出发，经远大路，笔直驶入水稻中心。
吴朝晖顾不上去见袁老师最后一面。作为水稻中心后勤处处长，他忙着安排安保车队和现场管理，“没有心思哀伤。”
有一件事，吴朝晖一直记在心里。年初在三亚开高产攻关会时，袁隆平反复对他说，“你要认真搞科研。”后来回过头再琢磨这句话，吴朝晖估计，袁老是不想自己因为行政后勤工作而把科研放下。
“他一直都要我多搞科研。”2016年，吴朝晖挂任龙山县主管科技的副县长两年后，组织部找他谈话，有意继续留任他。他私下和袁老讲这事，老人说，我都不懂政治。吴朝晖决定放弃，回到水稻中心一边管理后勤，一边继续水稻栽培方向的科研。
2013年，吴朝晖被袁隆平派到山东负责“超级稻”的高产攻关，随后，在青岛市委的提议下，“海水稻”（耐盐碱水稻）的概念成形。
这一概念引发争议，不看好者称，“良田老百姓还不愿意种，还搞什么海水稻。”当地农田抛荒严重，谷贱伤农，农民不愿种水稻。“这种情况全国各地都有，所以袁老师一直提出要补贴粮食。”吴朝晖介绍。
在袁隆平身边工作了16年的胡忠孝早已熟稔老师的风格，“他安排好任务后，我们就自己去做，不用早晚汇报。他完全放手让你去干。”他对结果当然很关心。“成功了，他很高兴，像个孩子一样。没有成功，他感觉有些闷闷不乐，鼓励大家明天继续搞。”
5月24日，接回袁老的骨灰后，胡忠孝就下田去了，“科研还得继续。”
（摘编自《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年轻人：“科研还得继续”》）
材料四：
距离袁隆平院士逝世将近一个月，袁隆平的儿子、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定阳已继承衣钵，北上内蒙古，继续“袁梦计划”。
袁定阳表示，研究中心将借助“一中心一基地”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逐步实现袁隆平院士生前规划的“袁梦计划”，力争3年内实现兴安盟水稻每亩增产100公斤；培育兴安盟自主知识产权的水稻新品种；实现兴安盟耐盐碱水稻种植面积3年达到20万亩。
2020年1月13日，袁隆平在三亚发布“袁梦计划”，在盐碱地上种水稻，这一技术既可改良盐碱地和沙漠地区的生态环境，又可为沙漠地区的人口解决口粮问题，并实现种植户收入翻番。
袁定阳主要从事水稻分子育种、水稻杂种优势理论与应用和第三代杂交水稻研发等研究，主持和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863计划、省部重大等项目10余项。他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一项，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二、三等奖各一项，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项，发表科技论文60余篇，申请专利20余项（其中授权专利10余项）。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守护中国饭碗，接力父亲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