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编纂年代最早的总集，脍炙人口。萧统为之作序，阐明编纂意图、选录范围，也体现了其文章审美的观念。
《文选》的编纂，是以当时存在的诸家别集和总集为基础的。西晋以来，已有各种总集的编纂，其中如华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是分体编辑的大规模总集，尤其能给《文选》的编辑提供很大的方便。既然是在集部书的基础上编成，那么基本上不收录经、子、史部书籍里的文字，是当然的。那首先是一个体例上的问题。不过萧统在《文选序》里并未明说这一点，而是从另外的角度说明其不收录经、子、史书的缘故。他说，经书是教人如何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如何做人的，它们出于圣人之手，“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地位太崇高了，因此不能割裂截取当作一般文章那样编入总集。《老》《庄》《管》《孟》那样的子书“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作者的意图是要阐发某种思想主张，而不把文辞的美恶优劣放在重要地位，所以也不选。流传下来的忠臣贤人、谋夫辩士的话语，有些是美好动听的，但当初只是口头表述，并非写成的文字，也就不选。至于史书，是记载事实而寄寓褒贬的，也与单篇文章不同，当然也不入选。由这样的说明看来，萧统认为集部文章与经、子、史文字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即集部文章应该是“以能文为本”的，亦即应该特别讲究文辞的运用的。《文选》就是要从这种讲求文辞的文章里选录其佼佼者。
《文选序》还有一段话更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选录宗旨。萧统说，虽然不选史书，但是史书里的序、论、赞、述却是要选载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些文字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既然“事出于沉思”，那么就“义归乎翰藻”。意思是说，史书里的序、论、赞、述与书中一般叙事的文字不同，它们是很注意文采的，作者写作它们时在文辞运用方面是精心构思的，因此理当归属于讲求文辞的一类，也就应该选录于《文选》之中。总之，萧统是说，《文选》里选载的都是特别讲究文辞运用的文章。
那么，该怎么讲究呢？怎样的文辞才是萧统心目中的好文章呢？从“辞采”“文华”“翰藻”等词语，可以体会到，萧统要求文辞博富而美丽。《文选序》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学语言同社会生活里的种种事物一样，是从简单质朴向着精巧华丽发展的。这是萧统的文辞发展观，也是他心目中一个基本的文章审美标准。文章好不好，首先看它的辞采是否漂亮。应该说，这不仅是萧统个人的审美观，而且是他那个时代具有的普遍性的标准。
(摘编自杨明《从〈文选序)看萧统的文章审美观念》)
材料二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确实，在晋宋之际，自然山水已从此前的比德兴情转而虚灵化、情致化，成为审美的客体，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文的集中涌现，从创作实践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蔡英俊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以及萧统的《文选》，彼此之间的论述构成了所谓的‘同时代人’的历史意识。”就山水审美来说，这种“历史意识”即是对自然山水进入审美视野的思考，亦即对山水美学的建构。
萧统《文选》在多个层面体现了对山水文学的重视，最为明显的是在诗歌分类中列入“游览”“行旅”两个大类，选录了数量不菲的山水诗作。其中“游览类”共选录11人的23首诗，所选均是晋宋以来对山水进行“持续正面书写”的作品。殷仲文入选之诗为《南州桓公九井作》，是随桓玄游览安徽当涂九井山后的作品，“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以下六句，写景中融入个人情感，与其时盛行的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拉开了距离。谢混(字叔源)入选之诗为《游西池》，其中“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是备受称道的写景名句。沈约称“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足见二人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中的关键人物，萧统选入《文选》的这两首诗，恰恰是他们描写山水的代表作品。从中所能看到的，是脱离过去在孙绰、许询的诗中所能看到的那种抽象地阐说玄理的方向，明确地转向具体的山水描写。
“行旅类”共收录11人的34首诗。其中谢灵运的行旅诗作，逐物推迁，怀新寻异，山行水涉，处处皆景自他以后诸人入选的作品，多数已是典型的山水诗了。由此可见，萧统在编选《文选》时，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山水诗”的概念，但在“游览”“行旅”两大类中已大量选入了山水之作，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声色大开”的时代风潮。
(摘编自赵厚均《〈文选)与山水美学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