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瀛寰志略》却特立独行地放弃以“夷”来指称西方各国,建构起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话语模式,构建了从传统观念的“天下”到近代意义的“世界”的新的认知体系。
——王先明《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
材料三: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状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