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方报纸和传教士相似，紧随西方对华政治上的成功出现于中国。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出版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年）很快突破了宗教范围，科学、文化的内容不仅超过宗教，开始设有新闻、言论专栏，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一份中文外报。广学会是英美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其主办的《万国公报》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学的最重要刊物，晚清知识界风行一时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两书即首先在该报连载。该刊读者群处于中国上层，其中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孙家鼐等大员，清政府涉外中枢总理衙门也是其订户，此外，读者还包括王韬、孙中山等。据统计，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近200种，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
——李礼《转向大众：晚晴报人的兴起于转变（1872—1912）》
材料二：1895年8月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首先在北京创办了《中外公报》，分类介绍国内外时事，刊载当下时评，宣传维新变法。不久，上海强学会成立，康、梁又创办《强学报》，确立宣传维新变法的办报宗旨。这两份报纸虽然很快遭到清廷的封禁，仅前后发行数月，但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事业却就此发端。1896年以后，《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新报》《湘学报》等维新报刊相继创办，其中最为著名的如《时务报》《国闻报》等为维新运动推波助澜，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据有学者统计，甲午后至1898年间国人所办报刊达50余种，形成近代中国历史上创办报刊的第一个高潮。
——黄顺力《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