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历史研究可以有很多视角一样，文学史研究也可以有多种视角。研究视角的择定，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对象的客观性质，一是研究者对对象性质的判定。也就是说，只有对象具备此种性质，且此种性质已被研究者发现，这一研究视角才会确立。如果对象本来不具备此种性质，或研究者对对象的此种性质尚无认识，是不可能出现此种研究视角的。
古典诗文曾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主体，抒情（包括理性成分虽重但不乏情感色彩的议论感慨）曾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主要表现手段，从抒情视角来研究和阐释古典诗文曾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主要角度，这毫不奇怪。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被认识得较早较深，被阐述和弘扬得也较为充分。“中国是一个诗国”的说法，我们耳熟能详；“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悠久而丰厚”这个说法顺理成章而来，含义与之亦相通。而与抒情传统被阐论得相当充分相比，中国文学有无叙事传统，如何认识、描述和分析这个传统却是至今尚未获得满意回答的问题。
前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中国历代文学的叙事问题，也曾有过不少论述，某些史论著作中有所提及。可惜中国尽管自古史学发达，但史著的叙事并不常在、更不都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之中。比较突出的是，到了长篇小说和戏曲发达的明清时代，有些学者和评点家创造出一套关于小说戏曲批评方法和关于描写技巧的名词概念，如正叙、倒叙、补叙及草蛇灰线、横云断山之类，其中不乏精彩之见，但总的说来，尚缺少体系性，理论化程度较低，与对抒情传统的阐论相比，还是显得薄弱而肤浅。我们的古人创建了系统而精深的抒情诗学，但没能建设起堪与比美的叙事学。
在叙事学的实践和理论方面，西方人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受到哲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刺激和促进，文学（小说）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诞生，很快风靡欧美文学批评与学术界，美国后来居上，至今已成为其新的重镇。据我国叙事学者的研究，叙事学经历了它的草创期，完成并度过了它的经典期，现在已进入后经典（或称后现代）阶段，发生了引人注目且意义重大的“叙述转向”，正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迈进。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日，这一国际学术潮流不能不影响到我们，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于是，我们憬悟：真应该很好地发掘和阐明中国文学悠久而丰富多彩的叙事传统，这个传统沉埋不彰得太久了！此外，我们需要十分清醒：必须充分注意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叙事学理论是操作的工具，我们研究的对象则是中国文学。既然那工具有用、好用，我们当然要拿来，但又需时时不忘对象的独特性。如果碰到工具不适用的情况，只能改造工具，而不是改变对象以适应工具。
由上所述可知，视角的建立绝非随心所欲之事，而需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必要条件。然而，一种视角一旦建立，也就能使掌握它的人们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视域，就像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拥有了一副望远镜或显微镜。当我们自觉地用叙事视角去重读古代文学作品，重审中国文学史时，的确会有不少新的发现，而这些发现的汇总，就是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一个足堪与抒情传统并列共存并相互辉映的文学传统。
（摘编自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论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