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君子”是整部《论语》关注的中心，也是孔子梦寐以求的理想人格。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共有107处之多，而涉及到“圣人”或“圣”者只有5处。可见，孔子谈论最多的是“君子”而不是“圣人”。同时，从孔子一生的实践来看，其所关注的也并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人格修养和治国之道和政治实践问题。而是知识分子的人格修养和道德实践问题。其理论主旨也不是教人如何成为最高的统治者和“治国、平天下”的圣人，而是教人如何成为“仁人”、“君子”。所谓“内圣外王之学”，在孔子这里正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通过道德修养实践而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学问。
从《论语》的有关话语来看，所谓君子，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士”这一阶层人的理想人格。即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人格问题的提出，既与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崛起有关，又与其作为社会和谐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的充分显现有关。
那么“君子”作为孔子在《论语》中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境界呢？我认为主要是一种集“知”、“仁”、“勇”为一体的完整的道德人格境界。《论语·公冶长》载：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但与子产的君子之道不同，孔子不仅将君子之道置于“礼”的规范之下，而且赋予君子之道以新的内涵。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又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之自道也。”（《论语·宪问》）后来的《中庸》也说：“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把“知”、“仁”、“勇”三者同时并举，称为“天下之达德”，即天下最主要的三种道德规范和品德。可以说“知”、“仁”、“勇”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既是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也是孔子所谓的君子之道。
（摘编自余卫国《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论语〉理想人格新论》）
材料二：
儒学的开创与发展一直与知识分子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儒学的直接载体，知识分子在儒学的传承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知识分子因其自身在社会中的特殊性，其人格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与紧张也就在所难免。知识分子在传播理想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阻力。在权力与金钱面前，能否守住节气的问题，就成了塑造儒家人格和实现儒学理想的关键。对于这一问题，孔子早已认识到，并在《论语》中做了大量阐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关于士人与政治的关系。孔子并不把参与政治作为士人的人生目标，是否从政取决于是否天下有道，道义能行得通，使参政，获取利禄；否则，天下无道，获得利禄便是一种耻辱。而且，参与政治也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人生之道，只是把政治、社会作为推行自己所体悟的人生之道的平台而已。所以，参政只是行道的手段，达道“行道才是士人的根本人生目标。其次，关于士人与利禄的关系。孔子的基本主张重义轻利，孔」承认人们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他不是盲目地排斥一切利益追求，但是，追求之利必须以义——正义、道义为前提，不能因己之利而损害他人之利，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上利益之争问题提出的个人自我约束的原则。“义”被作为了孔子伦理思想中仅次于“仁”的重要德目。士人在贫困的处境中，用一种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它，在“箪食瓢饮”的境遇中，仍不丧失自己的志向，能做到“君子固穷”，真正领会“孔颜乐处”的深意，这样才通达于利禄、超越于利禄。
然而，知识分子在具体传道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比孔子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承担着传道的重任，要批判现实、改造社会；另一方面，为了广泛实践自己的理想，必然要借用政治的手段，于是，士人从政似乎也就顺理成章。既要批判政治、批判现实，保持崇高的人格理想，又要借用政治，不得不面临着政治利益纷争，这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儒学的传播史上，知识分子注定要扮演儒生与政要双重角色。然而这样的角色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却遇到了困难，孔子周游列国，没有被诸侯王长期任用，足见这种士人人格与实现社会的之间的调适并不容易。从历史上士人为人与处世的心态来看，士人一旦投入到实现社会之中，就被现实的力量扭曲了，甚至撕裂了。他们虽然内心一直有一种找回自己的理想的愿望，但最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
封建制度结束以后，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知识分子的质量和生存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儒学的现状令人堪忧：首先，近代社会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儒学意识形态地位的丧失，致使以儒学为业的儒士一下子消失了。儒学也就由于失去了队伍庞大的载体而成为“游魂”。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认为，每一个传统制度的崩溃即意味着儒学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一个立足点。当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儒学也便成了“游魂”。其次，近现代的西学东渐，五四以来的西方思潮一波又一波不停地冲击墙中国学人的思维，在新的意识形态和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中国先后于五四时期和“文革”时期两次开展了对儒学的大批判致使儒学的研究氛围淡薄，儒学研究一直以港台和海外为研究阵地，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这种局面才有所转变。再次，八十年代以来，国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深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在当前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大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现代社会是由经济效益、金钱主宰着一切的，当代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局势面前往往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这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由古代社会的四民之首、百姓楷模走向了社会的边缘。
（摘编自曾庆福、金小方《儒学复兴中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