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邳遇黄石公等，就具有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材料二：
“历史想象力”，不仅是一个诗歌“写什么”的功能概念，同时也是“怎么写”的本体概念。“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对生存、个体生命、文化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国境的语言有深度理解和自觉挖掘意识，能够将诗性的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历史想象力”、应是有组织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经验深刻融合后的产物，这样的诗是有巨大整合能力的诗，它不仅可以是纯粹的和自足的，同时也会把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它不仅指向文学的狭小社区，更进入广大的有机知识分子群，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
丰富的想象力，是一切艺术的主要特征。但是，单纯考察想象力是否“丰富”，并不能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重要的还是想象力的质量的高下。诗歌话语固有的具体生存语境压力和词语使用的全部历史留下的语义积淀，决定了我们在衡量诗歌文本中的想象力的价值时，必须同时将其对“历史生存的命名力”考虑进来。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有关先锋诗歌“想象力”问题在当下的含义，无疑应当将“历史想象力”作为重点之一。
(摘自陈超《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有删节）
